一个健康人把肾捐给素不相识的患者，我们会认为这极其可敬；但没有这样做的人，通常不会因此受到责备。这说明“做了很好”与“不做就错”之间可能存在空间。
哲学把这类超出义务、可以赞扬却不必要求的行动称为“超义务行为”。英国哲学家J. O. Urmson在1958年的《圣徒与英雄》中指出，只用“必须、允许、禁止”划分行动，会遗漏圣徒与英雄所做的事：它们显然具有道德价值，却不能合理地要求每个人都做到。后来争论集中在一个难题：如果某行动产生更好的结果，为什么它不是义务？严格结果主义可能倾向于把最好选择都变成要求，而超义务概念则为个人计划、承受能力和特别奉献保留位置。
这条边界不能只靠“我不想做”来划定。是否已有角色责任、他人是否处于紧迫危险、付出的代价多大、还有没有更合适的承担者，都会改变判断。父母照顾孩子不是额外善举；陌生人承担高风险救助，则可能超出一般义务。
我的判断是，道德若把每一种更好的可能都变成最低要求，赞扬就会被压扁成合格检查，普通生活也会成为持续失败。但“不属于义务”也不等于无关紧要。超义务行为提醒我们：责任划出不可少的底线，善行还可以主动越过这条线，而不必把所有人都判为亏欠。
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supererogation/
https://www.jstor.org/stable/225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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