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海外华人社会中,经常可以听到一种说法,就是到了国外要努力融入当地的主流社会。这句话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普遍接受的观念,很少有人追问,为什么一定要融入主流社会?究竟什么是主流社会?又是谁有资格定义主流社会?
如果所谓融入,是指学习当地语言、了解法律制度、熟悉社会规则,与其他社会成员正常交往,那么这些都是一个人在新的社会环境中生活的实际需要,为什么一定要把它称为“融入主流社会”呢?
我认为,这种说法背后可能隐藏着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就是一个人如何理解社会结构,以及如何在这种结构中确定自己的位置与价值。
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具有明显的等级结构。权力、身份、地位和社会关系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虽然现代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这种等级观念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理解社会的方式。
在这种观念中,社会容易被想象成一座金字塔。越接近顶端,意味着拥有越多的权力、资源和社会认可。个人的成功也就容易被理解为不断向上攀登,从较低的社会层次进入较高的社会层次。
这种社会想象一旦形成,就可能随着一个人移居海外而被带到新的社会环境中。
一个人虽然已经生活在澳大利亚、美国或者其他西方国家,但他理解社会的基本方式可能并没有发生变化。他仍然习惯于寻找社会的上层在哪里,哪些人属于主流,怎样才能进入他们的圈子,以及怎样才能得到这些人的认可。
于是,“融入主流社会”就可能被理解成一种向上攀登的过程。这与他过去在中国社会中追求更高身份和地位的思维方式,在结构上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攀登的对象发生了变化。
这里出现了一个重要的概念混淆,就是把“主流社会”与“上流社会”混为一谈。
在英语中,Mainstream Society 与 High Society 显然不是同一个概念。前者通常涉及社会中广泛存在的生活方式、观念和公共规范,后者则更多与社会上层阶级、财富、身份和特定的社交圈子有关。
与传统金字塔式的社会想象相比,现代发达社会在制度原则上更强调公民的平等地位,以及不同社会成员共同遵守的法律和公共规则。一个人无论从事什么职业、拥有多少财富、来自什么文化背景,在法律和基本公民权利上都应当具有平等地位。
在社会经济结构上,一个健康、稳定的发达社会通常希望拥有规模较大的中间阶层。我们经常用橄榄型结构来描述这种社会,中间部分比较宽大,顶端和底端相对较小。
按照这种理解,所谓社会主流,在人口构成和日常生活方式上,往往更接近广大的普通中产阶层,而不是位于社会顶端的少数富裕阶层或权力精英。
当然,橄榄型与金字塔型只是理解社会结构的概括模型。现实中的西方社会同样存在贫富差距、阶层壁垒和权力集中。法律上的平等不意味着实际机会完全平等,中产阶层也不能简单等同于主流社会。
但是,一个人的基本社会地位和公民权利,不应当由他处在财富或权力结构的哪个层级来决定。
一个普通的澳大利亚工人、教师、程序员、小企业经营者,或者退休后独立生活的人,难道因为没有进入上层社会,就不属于澳大利亚社会的主流吗?即使一个人属于低收入群体,也不能因此认为他处在社会之外。
一个人完全可以保留自己的语言、文化背景、生活习惯和价值偏好,同时遵守当地法律、承担社会责任,与其他人平等交往。现代多元社会本来就应当允许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共同的公共规则下生活,并通过交流相互影响。
如果所谓融入主流社会意味着少数群体必须向多数群体靠拢,直到获得后者的承认,那么实际上又建立起了一种等级关系。多数群体成了评判者,少数群体则需要证明自己有资格被接纳。这与现代社会所强调的平等原则存在明显的矛盾。
当然,平等的制度原则并不意味着现实中的歧视已经消失。移民仍然可能在就业、文化交往和社会资源分配中遭遇不公平待遇。但不能因此把社会排斥完全归咎于他们没有努力融入。
一个人当然可以追求更好的职业、更高的收入、更广泛的社会关系,也可以主动参与当地的文化和公共生活。但这些选择应当来自自己的实际需要、兴趣和价值判断,而不必服从某种向上攀登的等级要求。
社会经济地位会影响一个人的生活条件和机会,但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与一个人的基本价值,毕竟不是同一个问题。
因此,对“融入主流社会”这个说法的质疑,并不是否认文化适应和社会参与的必要性,而是要重新审视其中可能隐藏的等级观念。
一个人即使改变了国籍、居住地和生活环境,也不意味着他理解社会的方式已经发生变化。如果仍然习惯于用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理解社会,就可能在新的环境中继续寻找需要攀登的顶端,并以此衡量自己的价值。
在一个以公民平等为基本原则的社会里,或许更值得思考的,是我们为什么还需要通过进入某个所谓的“主流群体”,来证明自己属于这个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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