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话译成另一种语言后，严格说已经不是“同一个句子”：词语、声音、语法结构都换了。但我们仍会说译文表达了“同一个意思”。这里的“同一”不是物件式的完全相同，而是某些重要关系被保留下来，例如真假条件、所指、语气和在具体交谈中的作用。
设想会议快结束时，有人说“It’s getting late.”译成“时间不早了”或“已经很晚了”，两者都可能准确；如果说话者其实在委婉建议散会，译成“我们是不是该结束了”甚至更能保留交际功能，却没有逐词对应。反过来，只把每个词替换掉，可能保住字面结构，却丢掉真正发生的言语行动。翻译因此不是在两个词表之间搬运固定物，而是在多个约束之间重建关系。
奎因在《词与物》中用“彻底翻译”提出更强的主张：面对一种全然陌生的语言，可能存在几套彼此不相容、却同样符合说话者行为和环境证据的翻译方案。这叫“翻译的不确定性”。它并不是说任何译法都可以，也不是说理解根本不可能；它针对的是“所有证据必然锁定唯一正确译法”这一想法。后来哲学家对这种不确定性究竟有多深争论很大：有人认为语境、共同世界与整体解释能增加约束，有人仍认为解释无法获得绝对唯一性。
我的判断是，译文既不是原句的复制品，也不是任意的新作品。说它们“相同”，必须补问：在哪个层面相同？法律文本重视责任边界，诗歌还要保存节奏和联想，日常对话则常以能否完成同一沟通任务为准。好的翻译不是消除差异，而是在无法全部保留时，明确选择哪些差异最不能丢。
https://plato.stanford.edu/archives/fall2022/entries/quine/#IndTra
https://iep.utm.edu/indete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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