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现率怎样改变未来生命在今天的价值？

Geoffrey Chen

研究与版本说明 本文属于《未来没有代表》第 0.1 版研究稿。它说明公共政策评估中的社会折现，不提供投资建议，也不主张存在一个适用于所有风险与司法管辖区的正确折现率。政策指南核查至 2026 年 8 月。

《未来没有代表》· 第 3 篇

快速阅读

一百年后发生的 100 元成本，若按每年 3.5% 折现，今天约为 3.21 元；按 7% 折现，只剩约 0.12 元。这并不表示未来实际损失变小了。折现把不同时间的成本与收益换算到共同基准，用来比较今天投入资源和以后取得结果的方案。折现率稍有变化，经过几十年复利便会极大改变政策排序。

折现有合理理由。资源今天可投资并产生回报；未来社会可能更富，额外一元消费的边际价值可能降低；长远项目也存在风险。不过，这些理由不是同一回事。把纯粹因为时间较晚、预期经济增长、资本机会成本和项目风险合并在一个数字里，会使真正的伦理与经验假设难以看见。

生命也不能简单按货币流量处理。英国 2026 年《Green Book》一般使用前 30 年 3.5% 的社会时间偏好率，并随期限下降；涉及健康和生命价值时，其相应比率为 1.5%。这并不说明生命可以被准确标价，而是承认健康收益的增长结构与一般消费不同。对气候、生态系统或不可逆灾难，货币折现还要配合分配分析、相对价格、情景和非货币限制。

因此，同一项目应让读者看到结论在合理比率范围内是否稳定，而不是只公布一个现值。

零折现率也不是自动公正。它可能忽略今天的贫困和机会成本，使任何很远、很小而不确定的收益压倒当代急需。本文主张的不是一个统一低数字，而是可解释的分解：公开为何折现，对不同期限做敏感性分析，长期使用递减率，在生命、基本权利和不可逆损害上另设约束。折现率可以帮助安排资源，却不应在一个不透明的公式中独自决定未来人值得多少。

一、一个小百分比经过一百年

公共项目经常把不同年份的支付和收益换算为“现值”。最简单的公式是：未来金额除以 (1+r)^t，其中 r 是年折现率，t 是年数。按照这个方法，一百年后的 100 元在 3.5% 下约值今天 3.21 元；在 7% 下约为 0.12 元。未来那一百元没有物理变化，发生变化的是它在今天方案比较中的权重。

这一差异会改变真实选择。设想两个防护方案：较昂贵的方案现在增加建设成本，却能在八十年后显著降低洪灾或污染；便宜方案把风险留在后期。高折现率可能使远期损害在净现值中几乎消失，便宜方案因此胜出。较低的比率会提高以后损害的现值，使预防看起来更合理。

净现值是一种比较工具，不是关于未来重要性的自然定律。它的结论来自输入、时间范围、折现结构以及哪些后果被货币化。若分析只公布最终数字，公众看不出方案为什么改变。折现率在技术表格中可能只占一个单元格，却包含对经济增长、机会成本、风险和代际关系的判断。

必须先澄清语言。“折现未来的金钱”不等于相信未来的人道德地较轻；但如果同一个比率被用于评估他们遭遇的死亡、疾病和不可逆环境损失，实际决策可能产生近似效果。伦理问题由公式如何进入制度后果而出现，并不只由经济学术语决定。

二、我们究竟为什么折现

至少有三类理由经常被放进社会折现率。第一类与时间偏好有关。人们通常更愿意较早获得消费，并对遥远收益能否实现存在一般性谨慎。社会时间偏好方法会把这种偏好与预期消费增长联系起来。

第二类来自未来财富。若经济持续增长，未来平均消费水平可能高于今天。同样一元增加给富裕社会带来的福利，可能低于给贫困社会的价值。这不是说未来人本身较不重要，而是货币单位在不同消费水平下的福利贡献不同。问题在于未来增长并不保证，平均财富还可能遮蔽群体不平等。

第三类是机会成本。政府用于一个项目的资源，本来可以投资或用于其他政策。一个不能产生足够收益的长期项目可能让社会失去更有价值的医院、住房或减贫方案。在资本稀缺和私人投资回报较高时，机会成本确实不能忽略。

项目风险有时也被加入折现率，但这样做容易混乱。桥梁需求不足、技术失败、气候情景变化和整个社会对未来消费的评价不是同一种不确定性。若把所有风险都塞进一个较高比率，分析者无法说明究竟降低了哪项收益。更透明的办法通常是调整预期现金流、设置情景或概率，并把系统性风险与时间偏好分开。

这些理由的证据基础不同。资本回报可以观察，百年经济增长只能给出区间；纯粹时间偏好还触及规范判断。若只是因为一个人出生较晚就降低其相同痛苦的权重，很难从平等原则得到支持。政府评估仍需要一个可操作参数，但参数不能掩盖它混合了事实估计与价值选择。

三、英国为什么使用递减率

英国财政部 2026 年版 The Green Book及其贴现补充指南规定，普通成本与收益在第 1 至 30 年采用 3.5% 的标准社会时间偏好率，第 31 至 75 年为 3.0%，第 76 至 125 年为 2.5%。健康和生命价值使用较低的相应比率：三个区间依次为 1.5%、1.286% 和 1.071%。对于期限超过 50 年的评估，补充指南还要求进行一项排除纯时间偏好的敏感性分析，并为更长区间另列递减比率。长期项目因此不应把最初 30 年的固定比率无限延伸。

递减的理由之一是对远期折现率本身存在不确定性。未来每一年的“正确”比率若不确定，长期等效折现率可能随时间下降。递减也减轻固定高比率对非常遥远后果的压缩。不过，它不是让未来获得同等权重：一百年后的结果仍然明显低于近期结果，只是下降没有固定 3.5% 那么快。

健康和生命采用较低比率，是因为其价值不应按普通消费增长完全折减。随着收入提高，人们可能愿意为降低健康风险支付更多。这里要谨慎理解。政府并非计算一个人的内在价值，而是在有限资源下比较风险降低和健康结果。统计生命价值、质量调整生命年等方法各有争议，也无法替代权利、临床需要和分配正义。

英国规则还有例外和补充分析。极长期、代际或重大不可逆后果不应只报告一个净现值。分析仍需说明没有可靠货币价格的影响，检查谁获益、谁承担成本，并测试不同假设。折现率是评估结构的一部分，不是批准项目的自动开关。

四、澳大利亚例子说明了什么

澳大利亚政府 Office of Impact Analysis 的成本收益分析网页曾以 7% 作为中央实际折现率，并要求使用 3% 与 10% 进行敏感性测试。其环境估值指南还列出超过 30 年时逐步下降的长期比率。这里的 7% 相比英国社会时间偏好率，会显著降低远期后果的现值。

但时效说明十分重要。截至 2026 年 8 月，OIA 的成本收益分析页面已明确标注，旧 Regulatory Impact Analysis framework 在 2026 年 7 月 1 日后不再是现行框架，新 Australian Government Policy Impact Analysis Framework 已开始实施，相关指南仍在审查。本文因此只把这些数值作为公开方法如何选择参数的例子，不把它们描述为当前所有澳大利亚政策必须遵循的最终统一规则。

这项过渡本身说明折现率不是一个跨制度不变的常数。不同政府可能更强调社会时间偏好、资本机会成本或具体行业条件。只比较“3.5% 还是 7%”并不能判断谁更关心未来，还要看它们适用于哪些流量、是否实际或名义比率、有没有递减、如何处理风险和分配。

澳大利亚旧指南还提出，对未来世代特别重要的影响应被明确讨论，而不是为了表示关心就任意换用更低比率。这一提醒有价值。政策分析不能在结果不合预期时偷偷改变参数。若伦理限制无法由净现值表达，就应把限制公开列为决定标准，而不是伪装成数学调整。

五、生命能够进入同一张现值表吗

公共政策必须在健康、交通安全、环境和其他支出之间作比较，完全拒绝数量分析可能让决定更任意。若一个道路改造能以较低成本显著减少死亡风险，政府需要知道其效果；如果所有生命风险都被描述为“不可估量”，资源可能反而流向政治声音最大而非保护效果最好的项目。

问题在于，货币化之后很容易发生概念滑动。支付意愿会受到收入影响，富裕群体能够表达更高金额；平均统计价值不代表任何具体人的生命可以用该价格购买。未来人口数量与地点还具有不确定性。一项长期环境政策中的生命风险，不能只通过平均货币值乘人数再折现而得到完整判断。

至少需要三层分析。数量层比较可避免的死亡、疾病和资源成本。分配层检查风险由谁承担，是否集中在贫困、偏远或政治力量较弱的群体。权利与阈值层则询问某些基本保护是否不能仅因净现值为负而取消。三层可能给出冲突结论，决策者必须说明如何取舍。

尤其是不可逆或灾难性风险，期望值可能不足。一个发生概率很低、损害却跨越世代且无法修复的事件，不一定适合用平均损失折现后轻易抵消。这里需要预防、韧性和安全边界，而不是相信一个小数已经吸收全部伦理问题。

六、低折现率也有代价

对高折现率的批评有力，但把比率设为零并不会使决策自动公平。若任何一百年后的收益都与今天等权，一个巨大而不确定的未来人口可能在计算上压倒现存人的基本需要。政府可能要求今天的贫困者为收益主要流向更富裕后代的项目作出牺牲。

零比率还忽略资源可替代用途。用于一个低效长期工程的土地、劳动和资本不能同时用于疫苗、住房或更有效的气候适应。关心未来也要求避免把劣质资产留给未来，而不是只追求投资规模。

真正的问题因而不是“折现还是不折现”的二选一。应当追问每种后果为什么随时间降低，谁承担该假设的风险，以及结论对比率有多敏感。若一个项目只有在非常狭窄的折现参数下才成立，它的稳健性本来就较低。

跨代政策还可采用分阶段决策。先进行能够产生当前共同收益、又保留后续选择的投资，根据观测数据逐步扩展。这种做法不会消除折现争议，却可以降低今天一次决定锁定百年错误路径的危险。

七、暂定判断：不要让伦理选择藏在一个百分比里

折现率是必要但有限的制度工具。它使不同时点的资源进入共同分析，也提醒政府今天的投资有机会成本。若完全不用，公共项目之间仍会以某种不公开方式比较时间。

它不应独自承担未来生命的价值判断。分析者至少应公开折现率的组成和适用对象，用多个合理比率展示结论是否改变，对长时期采用有理论依据的递减结构，并把项目风险放回情景与现金流，而非一律加进高比率。健康、基本权利、生态阈值和不可逆损害还需要净现值之外的判断。

这与《未来没有代表》的问题直接相关。未来人不能质疑我们选了 7% 还是 3.5%，但这一差异可能决定其风险是否在今天的表格中接近于零。当前决策者因而不能只公布计算结果，还必须解释为什么这个时间结构对缺席者是可以辩护的。

折现没有把未来变小。它改变的是今天愿意为未来采取多少行动。正因为一个百分比能够获得这种制度力量，它应成为公开争论和复核的对象，而不能留在技术附件里替社会完成尚未说明的选择。

主要资料与进一步阅读

系列导航： 《未来没有代表》系列总览

了解 Geoffrey Chen 的更多信息

订阅后即可通过电子邮件收到最新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