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把多少公共债务留给下一代?

研究与版本说明 本文属于《未来没有代表》第 0.1 版研究稿。它讨论公共债务的代际结构,不提供投资、税务或预算建议。财政可持续性随利率、增长、人口与政策改变,文中澳大利亚资料核查至 2026 年 8 月。

《未来没有代表》· 第 4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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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留给子孙”是一句有力量却不完整的话。政府债券在未来是一项公共负债,同时也是持有者的资产。借款若用于一座长期服务的医院、铁路或防洪系统,后来者会承担利息与税收,也会继承设施。若资金只是维持当前消费而没有留下能力,代际负担可能更明显。不过,即使是消费性支出,战争、疫情或严重衰退中的救助也可能保护经济与制度,使未来受益。

因此,公共债务不能按家庭信用卡类比。政府通常不会在某一天“还清”所有债务,而会在经济增长、税收能力与金融市场中持续滚动融资。真正的风险是利息支出挤压公共服务,债务增长快于收入,或者未来政府为了履约被迫在不利时点加税与削减支出。谁持有债券也很重要:偿付可能主要是未来纳税人向未来国内债权人的转移,也可能把收入转给海外持有者。

澳大利亚 2023 年《代际报告》把人口、生产率、照护、气候与预算投射至 2062–63;议会预算办公室 2025–26 年中期预算展望则在多种长期情景下检验债务可持续性。两者都是条件投射,不是对未来的账单或预言。它们的价值在于显示哪些假设会使财政路径失稳。

债务总额还应与未拨款承诺和生态负担分开而同时审查。三者的法律性质不同,却都可能缩小后来政府的实际财政空间。

本文不提出一个适用于所有国家的债务上限。合理判断应同时查看债务与利息相对国民收入的路径、所借资金留下的资产和能力、税负与收益在群体间的分配,以及政府能否在危机中继续行动。对未来负责并不等于拒绝借款。更严格的要求是:借款目的、全寿命成本和偿还结构应公开;长期资产要有维护资金;当前政府不能把债务放在账上,却把它换来了什么留在政治口号里。

一、“每个孩子一出生就欠了多少钱”遗漏了什么

公共债务常被总额除以人口,写成每个人或者每个孩子承担多少。这种表达容易理解,却并不是一张寄给个人的账单。政府债务由公共部门依照法律和预算偿付,资金来自广泛税收与收入。一个人在未来承担多少,取决于其所得、消费、资产、居住地和当时税制,并不等于人均债务。

债务还有另一面。政府发行债券,一方形成负债,另一方取得金融资产。若债券由未来居民的养老基金、银行和个人持有,利息支付部分是未来纳税人与未来债权人之间的分配。债券由海外投资者持有时,偿付会带来跨境收入流出。无论哪一种情况,税收和资产持有都不均等,所以“下一代”内部可能有人净支付,也有人净获得。

人均说法还遗漏了公共资产。今天借款建设的交通、电网、学校和数字系统可能继续提供服务。未来人接手负债时,也可能接手能够提高生产力、安全和生活质量的资产。若只列债务而不列资产和服务能力,就把公共资产负债表切掉了一半。

这并不表示所有借款都能以“投资”辩护。有些项目选址错误、成本失控,建成后需要巨额补贴;有些会因气候或技术变化提前报废。资产的账面价值也可能高于实际服务价值。借款留下什么,必须以可用性、维护责任和分配结果判断,而不能以建设时的名称判断。

二、政府不是家庭,但也不能无限借款

家庭收入和寿命有限,通常要在退休或死亡前安排债务。拥有稳定货币、税收权与长期制度连续性的国家,可以发行新债替换到期债务,并在名义经济增长中维持债务。政府还承担宏观稳定功能:私人需求崩落时,财政赤字可能防止失业和企业能力永久损失。

因此,“家庭必须量入为出,政府也一样”不是可靠分析。若经济衰退时政府立即大幅削支,税收会进一步下降,社会成本可能延续多年。疫情支出虽然支持当期收入,也保护了企业关系、技能和医疗能力。未来继承的未必只有债券,还包括一次危机没有摧毁的经济结构。

不过,“政府可以滚动债务”也不能推导出无限能力。利息需要真实财政资源。若有效利率长期高于经济增长,而基本预算持续赤字,债务占经济比重可能不断上升。投资者对制度或货币失去信心会提高融资成本。对于不能控制借款货币、税基狭窄或依赖外债的政府,约束通常更紧。

更实际的财政空间不是一个永恒数字。它由经济规模、币种、债务期限、投资者结构、税收能力、中央银行制度与政治信任共同形成。相同的债务占 GDP 比率,在两个国家可能具有完全不同的风险。代际伦理不能替代这种财政分析,财政比率也不能说明负担分配是否正当。

三、债务用途为何改变道德判断

借款与资产寿命相配,有一个代际分摊理由。若一座桥在未来八十年提供服务,让建设当年的纳税人承担全部成本未必公平。发行长期债务,使使用设施的后来居民也通过税收参与支付,可能比现收现付更接近受益结构。

但这种理由要求设施真的有长期价值。项目评估应包括建设、运营、维护、更新和退役,不能把后期支出留给另一个预算。若当前政治取得剪彩收益,后来政府只能支付维修与债息,债务和资产的时间匹配只是表面上的。

债务用于教育、公共卫生和研究时,留下的并非容易列入资产负债表的建筑。技能、疾病预防和知识可以提高未来能力,却难以用固定资产估值。反过来,某些当前转移支付可能避免儿童贫困的长期伤害,也具有跨期效果。把所有“经常支出”视为没有未来价值,会把预算会计分类误当成社会本体。

更合适的问题是反事实:如果不借款,社会失去什么?一项支出是否防止不可逆损失,是否提高以后调整能力,还是主要把当前政治成本推迟?答案需要项目层证据,不能只靠资本与经常支出的标签。

四、澳大利亚的长期报告在告诉我们什么

澳大利亚财政部的 2023 Intergenerational Report把经济和联邦预算前景投射到 2062–63。报告关注人口老龄化、技术和数字转型、气候及净零转型、照护需求、地缘政治等长期力量。它尝试显示现有政策和假设在四十年中怎样改变收入、支出和经济能力。

“投射”不是“预测”。生育、移民、生产率、工资、疾病、利率和政策都会偏离假设。代际报告不能告诉 2063 年政府会拥有多少精确债务,也不能把当时居民写成一个同质利益群体。它更像压力测试:若干条件大致延续时,哪些支出和税基关系值得今天注意。

澳大利亚 Parliamentary Budget Office 的 2025–26 Medium-Term Budget Outlook: Beyond the Budget进一步更新到 2035–36 的中期投射,并把长期财政可持续性情景延伸到 2068–69。PBO 报告称,在多数长期情景下,债务占 GDP 比率仍趋于改善,但结果以未来政府继续采取与历史规模相近的财政管理为条件;报告同时指出个人所得税依赖带来的结构性代际挑战。

这类结论不能简化成“债务没有问题”。可持续表示某条政策路径在假设下不会失控,不表示每项支出公平,也不表示未来服务充分。相反,报告也不能被当成削减任何当前项目的自动理由。它们应帮助公众看见假设、风险范围和政策调整规模,而不是提供一个超越政治的唯一预算。

五、下一代并不是一个账户

代际财政讨论容易把今天与明天写成两个整齐群体。现实中,年龄、收入、财富、住房和健康交叉在一起。今天的低收入年轻人既是当前纳税人,也是长期政策的未来承受者;高龄居民可能持有政府债券并把资产遗赠给年轻亲属。移民会加入未来人口,尚未出生者也会进入不同家庭与地区。

债务偿付的分配依赖税制。如果主要通过消费税筹资,低收入家庭可能承担较高相对负担;通过累进所得税和资产相关税收,结果不同。政府借款若抬高资产价值,已持有资产者与没有住房的年轻人之间也会出现差异。总债务不能回答这些问题。

还需把生态负债纳入视野。一个政府可以维持较低金融债务,却容许水土、气候和生物系统严重退化。未来财政表面干净,恢复环境的真实成本却很高。相反,今天为减排和适应借款可能提高金融负债,同时降低以后灾害损失。只把可交易债券称作“留给后代的负担”,会低估没有进入账户的承诺。

类似遗漏还存在于未拨款的政策承诺。人口老化、医疗技术、灾害恢复和公共雇员养老金可能形成长期支出压力,却未全部表现为当期债券。它们与正式债务的法律结构不同,不能简单相加为一个“真实债务”数字;政府仍应在长期预算中说明这些承诺对税收和服务的条件性影响。只控制已经发行的债券,同时不断创造没有收入来源的未来义务,并没有解决代际财政问题。

这也改变了财政缓冲的意义。较低债务能够在未知危机到来时保留借款能力,而不是因为零本身具有道德优越。反过来,借款若防止健康、技能或关键设施永久损失,可能加强以后偿付义务所依靠的税基。财政审慎要检验多种未来中的韧性,不能在每个时点只追求最小标题数字。

公共债务的代际正义因而至少包含财政、资产、分配与生态四个方面。把它们压成一个人均数字,适合政治传播,不足以作政策判断。

六、多少才算过多

一个普遍有效的上限很难成立。债务占 GDP 只是起点,利息支出占财政收入有时更直接显示预算压力。债务期限与币种决定再融资风险,经济增长和税收能力则影响未来偿付。政府还需要保留在战争、金融危机、疫情或灾害中借款的空间。

这不表示无法设置纪律。政府可以公布中长期债务与利息路径,说明结果对增长和利率的敏感性。大型借款项目要列出全寿命成本和资产管理计划。经常性承诺若没有稳定收入来源,应说明为何允许未来政府承担。预算外融资、担保和公私合作产生的或有负债也应进入审查。

财政规则可以约束政治诱惑,却不能由一个硬上限替代判断。衰退中机械要求平衡可能加重损害,繁荣中只要未触及上限便持续扩张也不谨慎。好的规则需要逃逸条款、触发条件和恢复路径,同时由独立机构核验假设。

未来代表在这里不应要求“零债务”。更有用的工作是追踪今天获得什么、谁支付、负担何时出现以及是否保留调整能力。对长期借款给出理由,比以道德口号禁止它更接近实际责任。

七、暂定判断:允许借款,但必须留下偿付能力和可用价值

我们可以把公共债务留给下一代,因为一概禁止会使当前人承担所有长期资产成本,也会削弱政府应对危机和投资未来的能力。问题从来不只是负债是否存在。

正当借款至少需要几个相互关联的条件。债务路径在合理利率和增长情景下应可管理;借款要保护或创造能够延续的公共能力;未来承担的税收不能与所得利益严重失衡;当前政府还应为维护、退役和已知风险建立制度,而不是把未拨款责任一并交出。这些条件不能用“为了下一代”一句话代替证据。

最值得警惕的是双重转移:今天取得政治收益,未来既偿还债务,又接收一个维护不足或已经失去用途的资产。最有辩护力的借款则可能产生相反关系:不同世代共同支付一个持续服务的系统,同时避免更大的经济、社会或生态损失。

下一代不会作为一个整体来收账。具体的人将在不同位置继承税制、债券、公共服务、环境和政治能力。衡量公共债务时,当前政府应把这套完整的继承关系呈现出来。债务总额仍然重要,但只有与留下的能力、资产和风险一起看,才接近我们究竟把什么交给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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