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今天有两种废物处理方案：便宜方案会在几十年后污染地下水，较贵方案则避免这种后果。直觉上，我们不该只因受影响者尚未出生，就选择前者。但责任落在谁身上，并不简单。
帕菲特在《理由与人格》中系统讨论“非同一性问题”。长期政策会改变就业、迁徙、相遇与生育时间，因此未来出生的可能是另一批人。采用污染方案后出生的人也许不能说“若没有这个决定，我会过得更好”，因为换一种政策，他们本人可能根本不会存在。若伤害必须使某个既定的人比原本更差，错误似乎无处安放。
这不是说未来世代没有道德地位，而是说明只看个人前后比较并不充分。当代代际正义还会诉诸基本生活条件、公平继承和不把可避免的重大风险单方面留给无权参与决定的人。不同理论如何衡量未来人口仍有争论，帕菲特本人也没有给出一个无争议的完整答案。
我的判断是，尚未出生的人不能现在发言，却会生活在我们塑造的条件中。我们未必知道他们是谁，仍能判断某项选择是否把严重而可避免的负担转嫁给未来。责任的对象可以尚未确定，责任的理由却已经出现。
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nonidentity-problem/
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justice-intergener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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