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一场灾难震动世界，而战争死亡逐渐成为背景

8月26日，中国西藏与尼泊尔交界地区发生严重洪灾。高海拔地区的冰川和岩体突然崩塌，大量冰雪、岩石和泥沙进入河道，形成高速下泄的洪水与泥石流。沿途村庄、道路、桥梁和边境设施在很短的时间内遭到摧毁，许多居民、工作人员、游客和前往冈仁波齐及玛旁雍错的朝圣者来不及撤离。截至8月27日晚，据美联社汇总，已经确认超过390人遇难，仍有1400多人失踪。由于一些重灾区尚未完全进入，最终数字可能继续变化。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很快发表声明，对中国和尼泊尔发生的严重洪灾表示悲痛，向遇难者家属表示哀悼，祝愿伤者早日康复，并向所有受灾民众表达声援。他也赞扬了正在危险环境中抢救生命的救援人员。联合国驻尼泊尔机构随后与当地政府和人道主义组织协调救援，世界卫生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开始调配人员、医疗用品、食品和其他物资。联合国的声明和救援安排 https://press.un.org/en/2026/sgsm23249.doc.htm 表明，这已经不只是一次地方性灾害，而是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重大人道事件。

一些国家也迅速作出反应。印度向尼泊尔运送了帐篷、药品、毯子和卫生用品，中国协调提供紧急物资和资金援助，韩国派出救援人员并承诺提供人道援助，英国、美国、澳大利亚以及欧盟也陆续宣布提供资金、人员或者救灾资源。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联合会、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和无国界医生等机构也开始参与。这些重视和救援当然是必要的。面对数百人的突然死亡、上千人的失踪以及大量家庭在极短时间内被摧毁，任何有基本人道立场的政府和公共机构都不可能无动于衷。

但是，正是这种迅速形成的全球关注，让我想到另外一组已经很少引起震动的数字。

乌克兰战争已经持续四年多。战争中的死亡数字很难准确统计，交战双方都有隐瞒、缩小或者夸大数字的动机，因此不能把任何估算看成完全精确的结果。不过，长期统计仍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它的大致规模。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估计，从2022年2月至2025年12月，俄罗斯军人死亡约27.5万至32.5万人，乌克兰军人死亡约10万至14万人。两者合计约37.5万至46.5万人，平均下来，每天大约有267至331名军人死亡。同期双方死亡、受伤和失踪的军人合计约170万至180万人，平均每天超过1200人。CSIS的相关估算 https://www.csis.org/analysis/russias-grinding-war-ukraine 虽然不能告诉我们某一天究竟死了多少人，却足以呈现这场战争长期维持的伤亡规模。

如果再看平民，数字同样沉重。联合国人权监测机构确认，仅在2026年7月，乌克兰就有至少437名平民死亡、2610人受伤，平均每天约有14名平民死亡、84人受伤。这些只是经过逐项核验后能够确认的数字。联合国同时说明，一些被占领地区和早期激烈交战地区无法充分进入，实际伤亡很可能明显更高。联合国2026年7月平民伤亡报告 https://ukraine.ohchr.org/sites/default/files/2026-08/Ukraine%20-%20protection%20of%20civilians%20in%20armed%20conflict%20%28July%29_ENG.pdf 还没有包括交战双方的军人伤亡。

这样比较以后，我们会得到一个令人不舒服的结果。这次中尼洪灾目前确认的死亡人数，大约相当于乌克兰战场长期平均一天到一天半的军人死亡。洪灾的死亡集中发生在短短几分钟或者几小时之内，而战争中相近规模的死亡已经以日复一日的方式持续了几年。

这个比较当然不是为了降低自然灾害的严重性，更不是要在不同的死亡之间进行价值排序。每一个突然消失的生命后面都有一个家庭，都有无法恢复的关系和生活。这个比较只是为了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一次造成数百人死亡的自然灾害能够迅速震动世界，而每天以相近甚至更大规模发生的人为死亡，却逐渐退化成了新闻背景？

从道德上说，人为造成的互相残杀本来应该比自然灾害更让人无法忍受。自然灾害虽然可能与人类造成的气候变化、基础设施和风险管理有关，但它毕竟不是一群人有组织地使用武器去杀死另一群人。战争却是由人决定、由人实施，也可能由人停止的。可是现实恰好相反。面对突发灾害，我们会震惊、悲痛，会追踪不断上升的死亡数字；面对持续战争，我们却很容易把每天的伤亡看成一种已经存在的状态。

这不完全是因为人失去了同情心。更深的原因是，人的注意力并不是按照痛苦的总量分配的。注意力首先感知变化，而不是持续存在的状态。一次突发洪灾有明确的发生时间、集中的地点、剧烈的画面、不断变化的失踪数字和正在展开的救援过程。它突然打破了原来的生活状态，因此形成了强烈的差异。战争则被分散到漫长的时间、广阔的空间和彼此争议的统计数字之中。今天的炮击与昨天相似，今天的死亡人数与上个月相似。当同一种信息被不断重复，人的反应就会逐渐降低。

这种机制在心理学中被称为习惯化。它本来是人的基本生存能力。如果我们对每一种持续刺激都保持最初的反应强度，正常生活将无法继续。但同一种能力也会造成严重的道德后果。当死亡持续出现时，它不再被感知为一个新的事件，而被归入已经存在的环境。

心理学研究还提出了“心理麻木”和“同情消退”。一个有姓名、有面孔、有具体生活经历的受害者，往往能够引起强烈同情；当受害者变成几十人、几百人、几十万人以后，情感反应并不会随着数字同步增加，有时反而会下降。研究甚至发现，同情的减弱可能从一个受害者增加到两个受害者时就已经开始。关于同情消退的实验研究 https://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4062481/ 说明，人能够理解数字，却无法在情感上真正容纳数字所代表的全部生命。

但是，只用心理学解释还不够。我们的注意力不仅受到自身认知结构的限制，也受到媒体、平台、政府和公共机构的共同塑造。

商业媒体需要新的事件。一次突然发生的洪灾具有清楚的开始、强烈的画面和可以持续更新的救援过程，很容易构成一个完整的新闻周期。持续战争却缺少这样的边界。除非出现一次大规模袭击、重要城市陷落或者政治局势突变，日常死亡很难每天都成为头条。

平台算法也遵循类似的规律。它们不会直接判断哪一种痛苦更严重，而是根据点击、停留、转发、评论和情绪反应判断什么值得继续传播。突发灾难在短时间内引起集中反应，于是获得更多推荐；长期战争的相似信息不断出现，用户反应逐渐下降，平台也就减少它的可见度。算法并没有宣布某些生命不重要，但它通过决定什么能够被看见，事实上参与了生命重要性的公共排序。

政府和国际机构还有另一层约束。对自然灾害表达哀悼通常不会引起政治争议，也不会要求发言者立即说明责任归属。不同国家可以共同慰问受害者、赞扬救援人员、提供物资援助。这是一种相对安全而明确的人道立场。战争却不同。谈论战争死亡往往意味着必须进一步回答谁应当负责、是否应当停火、是否继续提供武器、是否实施制裁以及本国愿意承担什么代价。同情一旦进入战争语境，很快就会被纳入国家立场、联盟关系和战略目标。

因此，战争中的生命很容易被转换成另一套语言。人不再被称为一个具体的人，而被称为兵力、损失、目标、战果、交换比例或者前线变化。死亡没有消失，只是被军事和政治语言重新编码了。一个人在家庭中的位置、他与父母、伴侣和孩子之间的关系，都被压缩成统计表中的一个数字。

这就是我所说的注意力操弄。不过，这里的“操弄”不一定意味着存在一个统一的幕后操纵者。有些操弄确实是有意进行的，例如宣传机构选择公布什么，媒体怎样制作标题，平台怎样设计推荐机制，政府如何控制伤亡信息。但还有更多情况并不是任何一个人预先设计的。商业机构追求传播效率，政府控制政治风险，国际组织遵守外交边界，平台追求用户反应，普通人保护自己的心理承受能力。每个参与者都只是在遵循自己的局部规则，最后却共同形成了一套稳定的注意力秩序。

这套秩序决定了什么突然进入我们的视野，什么长期停留在背景里，也决定了哪些死亡能够形成公共事件，哪些死亡只是被记录下来。我们以为自己正在自由地观看世界，实际上，我们看到的只是经过商业、政治、技术和心理机制共同筛选以后，仍然能够进入注意力的那一部分世界。

从维成论的角度看，这个过程可以理解为差异、约束与持续一致共同形成的结果。突发灾害构成了明显的差异，因此迅速进入注意力。战争中的死亡不断重复，逐渐形成一种稳定的背景。这里的稳定不是合理，更不是可以接受，而是它已经成为传播环境中持续存在的结构。商业利益、政治立场、机构规则、算法机制和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构成多重约束，最后维持了一种相对稳定的可见秩序。某些事件不断被放大，另一些更加持久的痛苦则被压低。

真正危险的并不是我们完全失去了同情心，而是持续的重复能够把最不可容忍的事情变成正常。第一天死亡三百人会震动世界。如果每天死亡三百人，几个月以后，“每天三百人”反而不再构成新闻。死亡并没有减少，变化的只是它在注意力结构中的位置。

我们当然不可能要求每个人每天都以第一次听到战争消息时的情绪强度生活。那不仅不现实，也会使人陷入无法承受的心理状态。但社会可以建立一些抵抗麻木的机制。媒体可以定期重新呈现累计死亡和平均每日伤亡，而不只报道前线的领土变化；公共机构可以继续区分死亡、受伤和失踪，避免用一个笼统的“伤亡”掩盖真实后果；报道也可以让数字重新连接到具体的人、家庭和生活，使长期战争不断回到人的尺度。

自然灾害当然值得全世界关注。问题不在于我们对这场洪灾投入了太多注意力，而在于我们对持续发生的人为死亡投入得太少。我们无法阻止所有自然力量，但战争至少在原则上可以由人停止。一个能够为突发灾害中的数百名遇难者共同哀悼的世界，不应该同时把每天数百人的互相杀戮当作一种正常背景。

人类并不是按照苦难的严重程度分配注意力，而是按照苦难在传播系统中形成差异的能力分配注意力。当一种死亡不再构成新的差异，它就会逐渐退出我们的感知。战争最深的一次胜利，也许不是夺取了多少土地，而是让持续发生的死亡不再使人感到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