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文学越过自己的边界——中西文学的功能演变与现代人的思维方式

长期以来，我观察中国人之间讨论各种问题，总有一个现象让我很困惑。很多讨论开始时还在谈一件具体的事情，没说上几句就变成了争论，再往下成了争吵，最后谁也说服不了谁，不欢而散。这种情况在日常生活和社交网络上很常见，我也在一些看起来相当严肃的学术讨论中见过类似现象。

我一直在想，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后来我越来越觉得，一个重要问题是，参与讨论的人往往没有先弄清楚自己到底在讨论什么。双方使用同一个词，理解的却可能完全不是一回事。有时候不只是某个概念不清楚，连问题本身都存在根本性的误解。表面上大家讨论的是同一个问题，实际上说的可能根本不是同一件事。

还有讨论方法的问题。有人在讲事实，有人在讲个人感受；有人分析因果关系，有人拿出一句名言，就认为已经把问题说明白了。一个比喻说得生动，大家就觉得很有道理；一句话讲得有气势，仿佛就说明说话的人是对的。等到有人追问概念、前提和证据，讨论又很容易转向立场和情绪，好像质疑一个判断，就是在反对作出这个判断的人。

我对这种讨论方式一直不太能够接受。它的问题还不止于大家容易吵起来。讨论进行到最后，最初那个问题根本没有得到分析，事实没有弄清楚，概念没有厘清，也没有形成一个可以共同检验的结论。

到澳洲生活以后，我有了更多机会直接接触另一种社会环境，也更注意观察人们讨论问题的方式。这里当然同样有争吵、偏见和情绪化的判断，西方社会绝不是人人都讲逻辑。不过，在一些专业讨论、教育和公共制度中，对于概念的界定、证据的要求以及论证的步骤，确实有比较明确的规范。说得动听，和说得正确，是两回事。经过这样的长期对照，我开始从文化传统和知识传播的历史中，寻找这种讨论习惯可能形成的原因。

我想到的一个方向，就是文学在传统社会中所承担的功能。

我们今天说文学，通常会想到小说、诗歌、散文、戏剧，想到讲故事、塑造人物、表达感情和审美体验。但如果把眼光放到更长的历史中，文学的范围就没有这么窄。人类很早就通过故事、歌谣、神话、传说和格言传递历史记忆、伦理规范、生产经验以及对自然世界的认识。在主要依靠口头传播的社会里，这些表达方式容易记忆，也方便一代一代传下去。文学和知识传播的功能原本就有很大一部分重叠。

这里还需要区分口头文学和书面文学。今天人们谈文学，容易把注意力放在作者写了什么、读者读了什么，好像只有识字、读书的人才参与文学。实际上，口头文学本来就是文学的重要部分。一些澳大利亚原住民文化长期通过讲述、歌唱和仪式传承历史与知识；在中国，说书、民间故事和戏曲也让许多没有读过原著的人熟悉同样的人物和故事。一个人即使不会读书，也可以听故事、讲故事、复述故事，并把它传给下一代。衡量文学的社会作用，不能只看有多少人能够直接阅读文字。

从这个意义上说，相当一部分书面叙事吸收和整理了更早流传的口头材料。不过，也不能因此认为所有书面文学都只是口头文学的文字记录。文字出现以后，口头与书面传统长期并行，彼此影响。有些故事先被讲述，后来写下来；有些作品写成以后，又通过说书、戏曲和其他表演形式传播到更广泛的人群。文学的影响力常常就在这种往来中形成。

中国传统中的“文”，范围又比今天狭义的文学宽得多。经典、史传和各种文章除了供人阅读欣赏，还承担了政治、伦理、教育以及解释世界的功能。一个人读古文，可能同时是在学习做人、认识社会、理解历史，甚至获得某些关于自然的知识。这种结合有它的历史原因，也确实帮助社会保存、整理和传播了大量经验。

我关心的是，当不同知识后来逐渐形成了各自的判断标准，我们是否也相应地改变了理解和使用这些文字的方法。有些话原本是在概括生活经验，到了实际讨论中，却被当作了无需再证明的普遍规律。

比如中国人很熟悉的“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句话听起来很有力量，也可以用来鼓励一个人坚持。但是仔细想一想，吃苦为什么一定能使人成功呢？方向错了，方法错了，或者一直重复同样的错误，吃再多的苦也不一定有好的结果。学习、训练、调整方法和外部机会等条件，都可能影响最后的结果。单独把“吃苦”当成成功的原因，显然说不通。

再比如“失败是成功之母”。失败以后如果没有分析原因，也没有修正方法，下一次很可能还是失败。失败可以提供学习的机会，但这个机会能不能带来进步，要看后面究竟做了什么。

“是金子总会发光”也是一句很能安慰人的话。可是一个人的能力能否被发现，还取决于环境、机会、制度和其他条件。现实中有能力却始终没有得到发挥机会的人并不少。我们当然可以用这句话鼓励暂时失意的人，却不能把它当成社会运行的一条客观规律。

还有“退一步海阔天空”。在一般的人际摩擦中，退让可能是合理的；但遇到持续的侵害或者原则性问题，退让也可能使情况更糟。判断要不要退，首先要看自己面对的究竟是什么情况。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更能说明这个问题。它可以提醒人们在相处时不要过分苛刻。但如果有人据此认为，一个组织不能太透明，管理也不能太严格，那就已经从生活经验跳到了制度判断。组织的透明程度会带来什么结果，需要研究具体制度和事实。鱼能不能在清水里生存，不能证明一个组织应该怎样管理。

这些格言能够流传，是因为它们把某些经验压缩成了简洁、生动、容易记忆的话。这正是文学性表达的长处。但只要稍微展开分析，就会发现其中往往有省略的条件、特定的适用范围，也可能有反例。

有意思的是，我们还可以找到一些意思相反、却同样流传很广的说法。一边说“退一步海阔天空”，另一边说“人善被人欺”；一边说“知足常乐”，另一边又说“人往高处走”。它们未必真正矛盾，因为所适用的情况可能不同。可如果不分析条件，只在需要的时候挑一句来支持自己，那么无论站在哪一边，都几乎能找到一句格言作依据。

这样做，讨论就变成了寻找一种能够让自己听起来有道理的表达。格言代替论证，比喻代替证明，语言的感染力代替对事实的分析。我觉得，这是一种值得认真检讨的思维习惯。

那么，西方是不是就没有这种问题？当然不是。古希腊史诗同样承载过宗教观念、历史记忆和伦理知识，西方社会也一直有神话、寓言和谚语传统。直到今天，在政治、宗教和网络争论中，西方人也经常使用煽动性的语言和不严密的类比。把问题简单归结为“中国人不讲逻辑，西方人讲逻辑”，既不符合事实，也解释不了我们真正需要讨论的现象。

我认为值得比较的是，此后不同知识领域如何逐渐分化。古希腊哲学发展出了对概念、命题、推理和论证的专门研究。亚里士多德对逻辑、修辞和诗学等问题的研究，已经有意识地分析不同思考与表达活动各自的特点。当然，这不等于古希腊已经建立现代学科制度，西方此后的发展也不是一条直线。现代科学的方法、专业学科以及大学中的研究制度，都是经过漫长的历史才逐渐形成的。

这个历史过程带来的一个重要变化，是人们逐渐明确，不同类型的问题需要采用不同的判断方法。数学命题需要证明，自然科学的判断需要经受观察和实验的检验，历史研究要考察史料，哲学讨论则必须说明概念、前提和推理关系。文学可以涉及这些问题，也可以提出深刻的见解，但文字写得动人，并不能直接代替相关问题所要求的证据与论证。

中国古代当然也有专门的知识传统。比如《九章算术》包含具体的计算方法，《本草纲目》整理了大量药物知识，墨家和名家的思想中也有重要的辨析与推理内容。说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知识、没有逻辑或者没有学科差别，都是不准确的。

我想比较的是这些知识和方法在主流教育与社会讨论中取得了怎样的位置。从历史发展来看，中国传统的主流经典教育，长期让“文”同时承担伦理、政治、历史和知识传授等多种功能；对概念、论证以及不同知识的检验方法的专门训练，没有像西方近代以来的某些教育和研究制度那样，形成广泛而相对独立的规范。这是我从两种传统中看到的一个值得研究的差异，而不是说中国传统中从来没有严密的思考。

这种历史上的差异可能延续到现代人的表达习惯中。今天中国已经有完整的现代学科体系，也有大量经过严格训练的研究者和专业人员。但学校有了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等课程，并不意味着每个人在日常讨论中都能够自觉区分文学表达、事实判断和逻辑论证。我所批评的是一种在现实讨论中反复看到的倾向，不是对所有中国人的概括。至于这种倾向究竟有多普遍，文化传统和教育方式各起了多大作用，还需要系统的比较研究；单凭我的个人观察，无法证明完整的因果关系。

不过，这种讨论问题的方式本身确实值得注意，尤其当它出现在知识分子甚至学术领域的公开讨论中。有人引用一句名言，作一个形象的比喻，再附上一些价值判断，就觉得自己的观点已经成立。别人追问依据，讨论却转到对方的态度、立场和动机上。说到底，双方连判断一个说法是否成立的方法都没有弄清楚，自然很难继续讨论原来的问题。

这也和我前一篇《传统文化的阅读方式与中国语文教育的问题》有关。那篇文章主要讨论怎样阅读古代典籍，怎样区分文学表达、传统经验和专业知识，以及语文教育应该怎样帮助学生形成自己的判断。

传统文化的阅读方式与中国语文教育的问题

今天我想讨论得更宽一些。文学为什么在历史上承担了这么多功能，这些功能后来怎样逐渐分化，而当一种表达方式被用来处理本应依靠证据和推理的问题时，会造成什么影响？

文学可以传达经验，让人产生共鸣，也可以帮助我们发现原来没有注意到的问题。一个故事令人感动，当然有它的价值；一个比喻能让复杂的关系变得容易理解，也很有用。但它们发挥了表达和启发的作用，并不意味着同时完成了事实证明。故事中人物的遭遇，不能直接推导出所有人都会如此；两个事物在某一点相似，也不能据此认定它们具有相同的因果关系。

所以我觉得，教育除了让人欣赏文学、记住格言，也应该教人分析它们。听到一句很有道理的话，可以先问它究竟在说什么，有没有省略的前提，适用于哪些情况，是否存在反例。如果说的是事实，就寻找事实依据；如果表达的是价值判断，就把价值判断的理由说清楚；如果只是比喻，就把比喻留在它能够说明的范围里。

我们讨论一件具体的事情，至少应该先确认大家谈的是同一个问题，再弄清楚什么证据能够支持各自的判断。文学依然可以启发我们、丰富我们的理解，只是在需要证明的时候，不能因为一句话说得好听，就认为它已经被证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