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居民使用公共道路和图书馆，是否就默默答应了服从本地全部法律？这个推理把三件不同的事混在一起：法律在制度内是否有效、个人是否有道德理由遵守，以及个人是否真正表示同意。使用服务能说明受益，却未必说明承诺。
柏拉图《克里托篇》让雅典的“法律”向苏格拉底陈说：城邦养育他，允许他离开；他成年后仍留下，仿佛已经接受安排，因此不应以逃狱破坏法律。这个论证并不只是害怕惩罚，而是从受益、居留和协议寻找政治义务。后来休谟批评这种默示同意：多数人离开出生地的代价极高，把继续居住说成自由选择，就像说一个被带上船、只能跳入大海的人自愿服从船长。若拒绝服务、迁居或改变规则并非现实选项，沉默和使用便很难承担完整同意的分量。
不过，否定“全面同意”不等于个人可以搭便车。若道路、图书馆和救援系统由共同合作维持，能够负担的人通常有理由公平分担费用、遵守使合作可持续的规则。这里的理由来自互惠和避免把代价推给别人，不必虚构一份从未签过的社会契约。它也只支持与合作相关且大体正当的义务，不自动替每条法律辩护。
例如，一个人使用图书馆，并不能据此推出他已同意一项侵入性的全民监控条例。他仍可承担税费、爱护公共设施，同时公开反对、申诉或以合法方式推动废除该条例。我的判断是：公共受益能产生具体而可说明的分担责任，但政治服从不能靠“你用过服务”一次性包办。规则越强制、越侵犯基本权利，就越需要独立的公共理由，而不是把无从拒绝的日常生活改写成同意。
资料：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political-obligation/
https://davidhume.org/texts/empl2/oc
https://classics.mit.edu/Plato/crit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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