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人说,中国传统文化最根本的特征是“以人为本”。这句话听起来很好,但我总想追问一句:这里说的“人”,究竟是谁?
是一个有自己感受、意愿和判断的具体的人,还是一个已经被安排好身份的人?是先承认你作为一个人的价值,再讨论你承担什么责任,还是先问清楚你是谁家的孩子、谁的下属、谁的学生,然后才决定该怎样对待你?这两个意思,差得很远。
今天政治宣传中的“以人为本”,与介绍传统文化时所说的“以人为本”,不能因为用了同样四个字,就当成同一个概念。即使只谈传统文化,“关心人的生活”“重视人伦”与“尊重每个个体的平等地位和自主判断”,也不能直接画等号。关心你,可以是关心你有没有饭吃,也可以是关心你有没有听话。两种关心都很认真,落到你身上的感觉却未必相同。
如果要用一句通俗的话概括以儒家伦理为主导的传统社会秩序,我认为,“关系本位”比“以人为本”更能抓住它的结构。
这里的关系,不是逢年过节送点东西、托熟人办点事情的那种关系,而是一个人在家庭、社会和国家中所处的位置,以及这些位置之间的关系。
《论语》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从君臣到父子,每个人都有相应的角色要求。《孟子》讲“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也是通过关系来规定人的伦理生活。它不只是要求下面的人服从,也要求上面的人尽责,但组织这些要求的基本框架,仍然是人伦关系。[1][2]
你站在哪里,决定你该说什么、做什么,对谁负责,又该听谁的话。人还没来得及介绍自己,位置已经替他写好了说明书。
当然,任何社会都有关系,也都有分工。医院不能因为讲平等,就让病人和主刀医生轮流拿手术刀。问题不在于有没有不同角色,而在于角色的高低,是否进一步变成了人的高低;工作上的指挥权限,是否扩展成了对一个人的全面支配;一个人能否离开既定身份,凭自己的理由说一句“我不同意”。
传统等级秩序的关键,就在这里。
父亲不只是比孩子年长,还可能因此拥有替孩子决定人生的资格;上级不只是负责某项事务,还可能被默认在见识、道德乃至生活方式上都更有发言权。位置越高,说话越像道理。位置越低,即使有道理,也得先研究一下该用什么语气说。
于是,遇到冲突时,首先受到追问的,往往是你有没有尽到自己的本分。至于这一本分是否合理,你愿不愿意承担,有时倒成了后面的问题。
这套结构也会约束身居高位的人。连皇帝都不能完全随心所欲,他也要面对祖制、礼法、宗庙和名分的要求。他拥有极大的权力,却仍然要以皇帝的身份生活。只不过,上下受到的约束远不对等,不能因为皇帝也有苦衷,就说大家处境差不多。
所以,我说的关系本位,是指个人经常要通过既定关系获得自己的身份、责任和价值,关系秩序的维持又经常优先于个人的意愿。这不是说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关怀、没有仁爱,更不是说其中所有思想都能装进同一个口袋。我的判断针对的是那套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伦理结构:它重视人,却往往先把人放进位置,再来谈怎样重视他。
理解了这一点,再看我们今天某些“大师”“泰斗”的出场方式,就有些意思了。
大师当然可以有,泰斗也可以有。问题是,这些称呼既没有统一考试,也不需要年审。有些头衔究竟是研究出来的,还是大家互相叫出来的,外人一时还真分不清。
我曾经总结过几个成为泰斗的方法,当然也是成为大师的方法。
首先,要长得像泰斗。那副模样就能把人唬住。学问暂且不论,让人一看就觉得“这位一定有学问”,第一步就算走成了。
其次,要活得足够久,把其他人都熬死了,他就成为泰斗了。别人凭成果取得的地位,有时靠坚持出席,也能慢慢等到。
对了,还有一条,名字要像泰斗。名字用字要么非常简洁,笔画非常少;要么就非常复杂,最好是冷僻字,让别人不敢认。简单的,显得返璞归真;复杂的,显得高深莫测。总之,学问还没来得及查,名字先让人肃然起敬。
这当然是玩笑,不是什么学术评价标准。如果真要编一本玩笑版的《大师养成手册》,接下来大概还有仪态训练。头发能白,最好白一点;暂时白不了,神情可以先苍老起来。说话别太快,普通人说一句话,你最好用三句的时间。问题越具体,回答越可以悠远。别人问的是一件事情,你可以先谈谈五千年。
坐姿也有讲究。不能像一个准备交换意见的人,要像一个准备被记录的人。镜头一开,仿佛连旁边的茶杯都有了辈分。
最后,还需要有人介绍。名字前面的定语尽量长一点,长到听众已经忘了最初想问什么,只记得面前这个人不能随便问。
白头发不是问题,慢慢说话也不是问题。问题是,我们有时太习惯通过这些符号识别思想,以至于思想还没有出现,敬意已经提前入场。
这也不限于学界。
有人做企业很成功,便仿佛顺手取得了物理、教育和人类未来的终身讲席;有人写出了好作品,拿过文学大奖,从此连别人的婚姻、职业和人生困境,也像是归他负责解释了。
企业家当然可以谈物理,作家当然可以谈人生。谁都可以谈。只是进入一个具体问题之后,总得拿出相应的知识和理由。公司市值不能代替物理证明,文学奖也不是人生问题的统一答案。
可是,一旦大家先认了位置,事情就容易倒过来。听众不再问这句话有没有根据,而是先想:这样的人说出来,总不会没有道理吧。
头衔就在这里悄悄换了用途。原本用来说明一个人在某个领域取得过什么成就,后来变成了替他尚未说出口的话担保。
我在国外见过的一些有成就的人,给我的印象恰恰是,他们仍然可以很普通。一个六七十岁的人,受到赞扬时还有些腼腆,会不好意思地笑一下。他并不觉得,自己的成就要求自己从此必须摆出一副看透人生的神情。
诺贝尔奖得主骑自行车,也不只是传说。格罗宁根大学曾介绍,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费林加通常骑车上班,学校还为他设置了诺奖得主专用自行车架。奖可以很隆重,回去怎么上班,仍然可以很日常。[3]
当然,骑车不能证明谦逊,穿牛仔裤也不能证明学问高。国外一样有人摆架子,国内也有许多平实可亲的学者。值得比较的是,一个人取得成就以后,有没有必要把自己整个人都改造成一种身份。
有些场合,四五十岁的人已经急着进入泰斗状态,连说话和走路都开始承担额外任务。话要说得像训示,步要迈得像巡视,仿佛正常走过去不足以交代自己的身家。旁边的人还得配合,不能聊得太随便,不能笑得太自然,更不能让场面显得大家其实是平等的。
一个人摆不成这么大的架子。这往往是一群人共同完成的布景。
在这样的场面里,我觉得值得警惕的,是个人价值对身份的依赖。如果一个人不挂上某种头衔、不摆出某种姿态,就担心自己的话没人听,那么他用力强调的,可能正是那个位置。他需要先让别人仰视,才觉得自己获得了尊重。
这未必能解释每一个人的心理,却能解释一种反复出现的场面:大家似乎很重视眼前这个人,实际忙着确认的却是他有多高、自己该站多低。
这与关系本位的结构,就有了相通之处。
学者有学者的研究,企业家有企业家的经验,作家有作家的作品。尊重这些具体成就,完全不妨碍我们对他们某一句具体的话提出疑问。一个人在自己的领域值得敬重,也完全可以在别的问题上普通、困惑,甚至说错。
至于大师和泰斗,别人愿意叫,就让别人叫。本人不必忙着进入角色,听众也不必忙着安排座次。
头衔介绍完以后,还是请把问题拿出来。至于那张椅子,不必再垫高了。
资料来源
[1]《论语·颜渊》,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https://ctext.org/analects/yan-yuan/zh
[2]《孟子·滕文公上》,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https://ctext.org/mengzi/teng-wen-gong-i/zhs
[3] University of Groningen, “The Dutch way of dealing with private parking for Nobel Prize winners”, 25 August 2017:https://www.rug.nl/news/2017/08/the-dutch-way-of-dealing-with-private-parking-for-nobel-prize-winners?la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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