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性的会晤,有限的和平:中美俄深圳三方会谈之后

历史性的会晤,有限的和平:中美俄深圳三方会谈之后

2026年11月19日,中国、美国和俄罗斯三国元首在深圳举行了首次正式三方会晤。这无疑是一次历史性事件。

之所以具有历史性,首先在于它的形式。三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最高领导人,专门坐在一起,以三方平等参与的方式举行会谈,这在现代国际外交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虽然这三个国家的领导人过去也曾在联合国、APEC以及其他多边会议上共同出现,但专门举行三方元首会谈,性质有所不同。

不过,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这种形式上的历史性,理解为事件本身具有同等程度的历史重要性。会议的形式是一回事,会议实际解决了什么问题,以及它对世界产生什么影响,是另外一回事。

首先应该看到,中美俄虽然都是当今世界的重要力量,但它们的重要性来自不同方面。

美国是一种相对全面的全球性力量。无论经济规模、军事能力、科学技术、金融体系,还是高等教育、文化影响力以及美元的国际地位,美国都具有深厚的综合优势。它的经济与政治决策往往能够迅速影响世界其他地区。

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则有不同的基础。庞大的人口和市场规模、长期积累的制造业体系、完整的产业链,以及不断发展的技术能力,使中国成为全球经济运行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中国在技术应用、工业化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尤其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

俄罗斯的情况有所不同。它虽然也是一个大型经济体,但经济总量与美国、中国相比存在明显差距。俄罗斯在能源、自然资源和军事工业方面拥有重要地位,而它最突出的战略影响力,仍然来自庞大的核武库以及由此形成的军事威慑能力。

因此,三个国家虽然被放在同一张会议桌上,实际所代表的力量却并不相同。

有人把China、America和Russia三个英文名称的首字母组合成CAR,英文恰好是一辆汽车的意思,并以此设想三国共同推动世界前进。

这个比喻很有意思,但如果认真分析,它恐怕并不适合代表整个世界。

如果一定要使用汽车来比喻,我倒觉得美国更像这辆车的发动机,提供重要的技术创新、金融和经济动力;中国更像车身及其大量零部件的制造与整合体系,把技术、材料、生产和市场组织起来;而俄罗斯所拥有的庞大核武库,则更像车上装载的一批危险货物。

当然,这只是一个粗略的比喻。美国也依赖全球制造体系,中国自身同样具有技术创新能力,俄罗斯也不只有核武器。但这个比喻至少说明,三个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作用和影响方式存在明显差异。

更重要的是,这辆车即使能够开动,也不能说它代表着整个世界。

欧洲在哪里?印度在哪里?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非洲、南美洲的国家在哪里?这些国家和地区不仅拥有庞大的人口、经济规模和技术能力,也各自具有不同的政治制度、历史经验和利益诉求。

三国可以讨论彼此之间的问题,也有必要讨论核安全和国际稳定。但这种协调不应被理解为它们有权替其他国家决定未来。世界的政治结构早已不能简单归结为几个二战大国之间的关系。

再看这次会谈的实际成果。

会后发表的《中俄美元首和平宣言》只有四项内容。

第一项是推动联合国改革。这当然是一个重要问题,但宣言没有说明要改革什么,采用什么方式,以及如何处理联合国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因此,它仍然停留在一般原则层面。

第二项是增加精炼石油产品的生产和供应,保障能源稳定流动。能源供应确实会影响国际稳定,也可能间接影响战争和冲突。但一份以和平为主题的宣言,把增加成品油供应列为主要成果之一,本身就反映出三方在更重要的政治安全问题上能够形成的共同意见相当有限。

第三项涉及国际刑事法院,强调国家官员豁免权以及不得滥用管辖权。

这一条尤其值得注意。国际刑事法院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追究严重国际罪行的个人责任,包括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国家官员的豁免权与国际刑事司法之间,本来就存在复杂的法律关系。

在俄罗斯总统普京仍然受到国际刑事法院逮捕令约束的背景下,三国共同强调这一问题,不能仅被视为无关紧要的外交措辞。它涉及国家主权、政治权力与国际司法责任之间的关系。

第四项是重申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并承诺就减少核风险、防止核扩散展开对话。

这项共识有一定意义,但它与真正的核裁军协议还有相当距离。宣言没有提出核武器削减数量、具体谈判安排、执行时间表或者核查机制。三国拥有不同的核力量结构和战略目标,要把原则性的共同表态转化为实际行动,还需要大量后续工作。

四项内容放在一起,可以看出一个明显的特点:宣言涵盖了几个国际议题,但没有形成具体的和平解决方案。

特别是正在进行的乌克兰战争,并没有出现在这份和平宣言中。这样一来,宣言的实际内容与它所使用的和平主题之间,就存在相当明显的距离。

这并不意味着三国元首坐下来交谈完全没有价值。即使没有达成具体协议,三个拥有庞大核武库的国家愿意直接沟通,本身仍有积极意义。在国际紧张局势下,对话至少为避免误判提供了一种可能。

但这种价值究竟有多大,仍然取决于后续行动。不能因为三国发表了一份和平宣言,就认为它们已经为和平作出了重大贡献。

从会议的实际安排来看,它也具有相当强烈的仪式性。

公开画面中,三国领导人主要按照事先准备的讲话稿发言。随后还有闭门讨论,因此不能仅凭公开画面认定会谈没有实质交流。不过,联合宣言显然经过了事先协调,这本来也是重大外交会议的通常做法。

真正值得分析的是,为什么三国能够就这样一份内容相当有限的宣言达成一致。

我的判断是,三方至少有一个共同目标,就是希望这次会议能够举行,并且能够有一个结果。

对于中国而言,这一点尤其重要。

这次会议在深圳举行。深圳本来就是本届APEC会议的举办城市,因此不能简单推断中国选择深圳是为了刻意淡化北京的政治象征。不过,与在首都举行专门的三方峰会相比,在国际多边会议期间举行三方会晤,确实能够使会议显得更加自然,也容易呈现出三方平等协商的形式。

这让我想到1972年的《上海公报》。

当年尼克松访华的重要政治会见发生在北京,而《上海公报》最后在上海发表。上海作为公报发表地具有独特的外交象征意义,但这不意味着北京不能举行相关会谈。

同样,不能把深圳的选址本身当作这次三方会议外交意图的证明。能够确认的是,中国利用APEC这一国际场合,成功举办了一次前所未有的三方元首会晤。

如果会议最终没有任何结果,甚至公开出现严重分歧,那么中国作为东道主的外交成果就会大打折扣。

现在的情况是,会议如期举行,三国发表了共同宣言,领导人之间没有发生公开的外交冲突。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至少达到了一个基本目标。

虽然宣言的四项内容与和平主题之间存在明显差距,但毕竟形成了一份共同文件。

有结果总比没有结果好。即使这份结果相当有限,它也意味着三国仍然能够找到某些共同表述,并愿意把这种共识公开展示出来。

因此,我认为中国可以算是这次会议表面上最大的赢家,至少取得了一次外交形式上的成功。

但这种成功必须加上限定。

它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在重大国际问题上获得了突破,也不能证明三国未来能够长期协调一致。更不能仅仅因为会议顺利举行,就推断中国已经成功安排或控制了整个会谈过程。

俄罗斯同样获得了重要的外交收益。普京能够与美国和中国领导人以三方平等形式出现在国际舞台上,本身就有利于俄罗斯展示自己的大国地位。

对于美国而言,特朗普也能够把这次会议作为他推动大国对话的一项外交成绩。

三个国家都有各自需要展示的成果。因此,这次会谈能够形成共同宣言,并不令人意外。

但是,外交上的共同利益不等于在国际和平问题上具有共同的价值立场。

这也涉及我对这次会议更深层的一种疑虑。

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了全面侵略战争,战争至今没有结束。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中国和俄罗斯的领导人坐在一起,发表一份以和平为主题的共同宣言,却没有对这场战争提出任何具体的和平安排。

这究竟向国际社会传递了什么信息?

国家领导人当然可以与正在发动战争的国家领导人谈判。有时候,为了结束战争,甚至必须直接与战争的发动者谈判。外交接触本身不能被理解为对战争行为的认可。

但是,如果一场会谈主要强调三个大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与共同责任,却回避正在发生的重大侵略战争,那么它的政治象征就会出现问题。

尤其是当三国进一步把自己放在维护世界和平、引领国际秩序的位置上时,这种问题就更加明显。

它可能给外界形成一种印象:只要拥有足够强大的军事力量,尤其是核武器,即使参与了严重的国际冲突,仍然可以凭借大国地位获得平等的国际政治待遇。

这种印象是否会成为现实,不能仅凭一次会谈下结论。但它所涉及的国际政治逻辑,确实值得警惕。

也正因为如此,我不认为这次三方会谈可以与雅尔塔会议相提并论。

雅尔塔会议以及二战期间的一系列重要盟国会议,发生在特定历史背景之下。参加会议的国家处于共同对抗轴心国的战争之中,讨论的是战争结束以及战后国际秩序安排等重大问题。

我们当然可以批评雅尔塔体系中大国决定小国命运的做法,也不必认同当时形成的全部政治安排。但那些会议所面对的实际问题,以及形成的具体决策,与深圳这次三方会谈完全不同。

深圳会议虽然在形式上具有历史性,但它没有达成相应层级的国际安排。

更重要的是,二战结束已经八十多年,冷战也早已结束。今天的世界政治经济结构,已经不能简单沿用战胜国之间的权力安排来解释。

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是现行国际制度的一部分。但这种制度地位,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的政治判断天然具有更高的道德正当性。

一个国家曾经属于二战战胜国,不代表它今天的一切国际行为都是正当的。

同样,一个国家没有获得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也不意味着它在当今世界的重要性就低于某些常任理事国。

今天的欧洲、日本、印度以及其他众多国家和地区,在全球经济、科技、贸易、政治和安全体系中,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如果只是讨论中美俄之间的核风险,三国单独举行会议具有合理性。

但如果讨论的是整个世界的未来,甚至希望建立某种国际和平框架,那么仅仅由这三个国家参加,就存在明显的代表性不足。

至少欧洲主要国家应该参与。英国、法国本身也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德国、日本、印度以及其他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国家,也不应被排除在影响自身安全与利益的国际安排之外。

尤其涉及乌克兰战争时,乌克兰作为直接当事国,其主权和安全利益不能由其他大国代为决定。

因此,我对这次三方会谈的最终评价,仍然是一个相当有限的判断。

它确实创造了历史,但主要是在外交形式上。

它确实形成了一份共同宣言,但这份宣言没有提供与和平主题相称的具体成果。

中国作为东道主,在会议安排和外交展示方面取得了一次成功,但这还不能算是国际和平进程中的重大突破。

美国和俄罗斯也各自获得了政治上的收益,其中俄罗斯重新以平等的大国身份出现在这种国际场合,具有尤其值得关注的象征意义。

至于这次会议究竟会不会产生更深远的历史影响,还需要观察三国未来是否真正采取行动,特别是在减少核风险、推动战争结束以及维护国际法方面。

如果没有这些后续变化,那么这次会议最终留下的,可能主要就是三国领导人同坐一桌的历史性画面,以及一份内容有限的和平宣言。

历史性与重要性并不总是相称的。深圳三方会谈就是一个值得认真区分两者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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