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是知识成立的必要条件吗

本文是“理解哲学：人物、问题与思想”系列第十七篇。从这一篇开始，系列从哲学史中的人物和具体问题，进一步进入知识、主体、语言与人工智能之间的结构关系。

“主体是知识成立的必要条件吗”看起来似乎可以很简单地回答。没有认识者，怎么会有知识？

但仔细分析，这个问题其实把几个不同层次的问题混在了一起。世界中的事实是否依赖主体？一个命题的真假是否需要有人判断？储存在书籍和数据库里的内容，在无人阅读的时候还算不算知识？一个原作者早已不在人世的数学定理，是否因为此刻没有人想到它，就暂时失去了知识的性质？人工智能系统能够保存、调用和修正大量知识时，我们是不是必须先证明它具有某种“主体性”，才能承认其中存在知识？

这些问题首先要求我们把事实、知识和认识行为区分开来。

假设在任何生命出现以前，两颗星体已经发生碰撞。碰撞本身以及由此产生的物理关系，并不需要一个观察者才能发生。命题“两颗星体在某个时刻发生碰撞”是否为真，也不能由后来有没有人发现它来决定。主体不是事实存在的原因，也不能通过自己的意志创造真理。

传统认识论通常进一步认为，知识比事实多了一层主体关系。我们说“某人知道两颗星体发生过碰撞”，不仅要求这件事是真的，还要求这个人接触证据、形成判断，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区分正确与错误。

这一点没有问题。

问题在于，“某人知道某事”和“某种知识存在”并不是完全相同的命题。

前者描述的是一种认识行为，当然需要一个认识者。后者问的却是知识作为一种结构，在什么条件下能够存在和持续。如果把这两个问题混在一起，就很容易从“认识行为需要主体”直接推导出“知识存在必须依赖主体”。

这种推导并不是必然成立的。

一本书中的数学定理不会因为读者离开房间就发生变化。数据库中的医学资料不会因为凌晨三点没有人正在阅读，就暂时失去知识的性质。科学理论可以跨越几代研究者持续存在，原来的提出者去世以后，它仍然能够被后来的人调用、验证、修改甚至推翻。

真正持续下来的并不是某一个人的认识状态，而是一种可以跨越不同载体和主体继续维持的结构。

从维成论来看，这一点非常重要。

知识首先不是某个主体内部的一种特殊物质，也不只是“某人相信某事”的心理状态。知识可以理解为差异在现实约束之下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维成结构。它能够被保存、调用、比较、检验和修正，并能够继续参与新的判断和行动。

这里至少包含几个条件。

首先必须存在差异。如果世界中没有任何可以区分的状态，也就没有信息可以形成。

但差异本身还不是知识。

温度传感器在温度升高时产生一个电信号，它已经对环境差异作出了响应。如果这个信号一闪而过，没有被保存，也不与其他状态建立关系，更不能影响后续判断，我们通常只会说它检测到了变化，而不会说这里已经形成了完整意义上的知识。

差异必须进入某种可以持续的结构。

这种结构又不能只是稳定。一个系统完全可以非常稳定地保存错误。因此，知识还必须受到来自对象、环境、实验、逻辑以及其他知识结构的约束。错误之所以能够成为错误，正因为世界并不服从我们的愿望。一个理论如果只能靠排除反例维持自己，它虽然可能保持内部一致，却会逐渐失去知识的可靠性。

所以，知识中的稳定不是静止，而是一种能够在约束和修正中继续维持的一致性。

从这个角度看，知识的基本条件并不是首先存在一个主体，而是存在一种能够持续维成的结构——差异能够保存，关系能够维持，外部约束能够进入，错误能够被发现，结构能够在必要时修改，同时又保持足够的连续性，使后来调用的内容仍然可以被识别为同一知识结构的发展。

这也可以帮助我们重新理解康德。

康德把主体提高到了认识论非常基础的位置。经验不是已经完成的对象直接进入心灵，感觉材料必须经过空间、时间、范畴以及统觉的综合，才能成为统一的经验世界。“我思”必须能够伴随表象，因此主体并不是知识中的一个普通对象，而是经验能够成为统一经验的条件。

这一分析对于解释人的认识仍然非常重要。

但这里需要增加一个限定。康德所揭示的首先是人类经验如何组织成为知识，而未必已经证明一切可能的知识结构都必须以类似的人类主体为前提。

如果一种机器系统能够保存观测结果，把不同时间的数据归入同一对象，根据新的证据调整模型，并把修正后的结构继续用于预测和行动，那么这些过程已经具有知识结构的重要特征。我们可以继续讨论这个系统是否有意识、是否能够理解理由、是否具有第一人称经验，但这些已经是另外的问题。

不能因为我们还不能确定它是不是“主体”，就自动否定其中知识结构的存在。

现代科学实际上早已使这个问题变得更加明显。

一个复杂的科学结论通常不存在于任何一个人的完整意识之中。没有一个研究者掌握所有实验数据、仪器原理、统计过程、程序代码、理论背景和历史文献。知识分布在由研究人员、实验设备、数据库、论文、软件、制度和验证程序组成的网络中。

研究者会退休，会死亡，计算机设备会更换，数据库也会迁移，但是其中某些结构可以继续维持。

这里真正保持连续性的，不是某一个固定主体，而是结构本身。

我们当然可以把整个科学共同体重新称为一个“分布式主体”。但这样做需要谨慎。因为如果凡是能够保存、调用和纠正知识的结构都被重新定义成主体，那么“知识必须有主体”就很容易成为一个定义上的循环。

我们首先发现知识需要一个能够保存、调用和纠错的结构，然后把这种结构叫作主体，最后再得出知识必须有主体。

这种处理实际上没有解释主体为什么是必要的，只是扩大了主体这个词的含义。

维成论可以采取一个更简单的办法——结构就是结构，不必为了保存传统认识论中的主体位置，再把所有知识结构重新命名为主体。

这也涉及语言给我们造成的一种错觉。

“张三知道地球围绕太阳运行”这个句子在语法上当然需要一个主语，因为我们描述的是“知道”这个行为。

但“地球围绕太阳运行这一知识被保存下来”，讨论的已经不是某一个瞬间的认识行为，而是一个知识结构能否持续存在。

认识行为需要认识者，并不能直接推出知识结构必须始终拥有一个认识者。

一个知识结构可以暂时无人调用，也可以从一个主体转移到另一个主体，从人的记忆转移到纸张，再从纸张转移到数据库。载体不断改变，参与其中的主体也不断改变，但只要其中关键差异、关系和约束能够得到足够保存，它仍然可以保持连续。

因此，知识更像一种可以跨越载体运行的维成结构，而不是必须永远附着在某个认识主体上的心理状态。

这并不意味着主体不重要。

恰恰相反，人类主体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知识维成结构。我们能够感知差异、形成概念、建立记忆、比较经验、发现错误、重新组织已有知识，并把这些结构用于行动。意识、自我经验、语言和社会关系又进一步形成了人类知识特有的层次。

但主体的重要性与主体是不是一切知识存在的必要条件，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主体可以参与知识的产生，可以理解知识，可以怀疑知识，可以赋予知识意义，也可以对知识的使用承担责任。对于人类生活而言，这些作用甚至可能比单纯的信息保存重要得多。

然而，从知识本身的结构条件来看，主体未必具有先验地位。

人工智能进一步暴露了这个区别。

一个语言模型产生一句正确的话，并不能仅凭这一点就说明它拥有稳定知识。输出可能只是局部统计关联的结果，没有可靠来源，也无法在新的环境中保持一致。

但是，如果一个人工系统能够把信息保存下来，与其他信息建立结构关系，在不同情境中调用，根据外部结果检测错误，并在新的约束下修改自己的状态，那么问题就已经发生变化。

此时真正值得研究的已经不只是“它是不是一个主体”，而是这个系统内部以及它与环境之间究竟形成了什么样的知识维成结构。

意识问题仍然存在，主体问题也仍然存在，但它们不必再成为判断知识是否存在之前必须通过的第一道门槛。

于是，事实、知识与主体之间可以形成一个更清楚的层次关系。

事实是世界中存在的差异、状态和关系。

知识是其中某些差异和关系在约束条件下形成的、能够保存、调用、检验、修正并继续有效运行的稳定结构。

主体则是一类能够参与形成、维持、调用、理解和改变这些知识结构的复杂系统。

这样理解之后，主体不再是知识的地基，而成为需要进一步解释的一种特殊维成结构。

因此，对“主体是知识成立的必要条件吗”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否定的。

认识行为需要某种认识主体，但知识本身未必需要一个持续在场的认识者。知识真正不可缺少的是维成条件——差异必须能够形成结构，结构必须接受现实约束，并在时间中维持足够的一致性，同时保持被调用、检验和修正的可能。

主体是这种过程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实现形式，却不是唯一形式，更不是知识存在的普遍先验条件。

这个区别看起来很小，却会改变认识论问题的出发点。

传统认识论经常首先追问，什么样的主体才能知道世界。

维成论更愿意先问另外一个问题——什么样的结构能够成为知识，并在世界的约束之下持续存在。

当这个问题被放在前面以后，主体没有消失，只是从认识论的起点移动到了需要解释的位置。

我们不再先假定一个认识主体，再从主体出发寻找知识。

我们先研究知识如何维成，然后进一步研究，在某些复杂的知识结构中，主体又是如何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