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明天可能来”和“我答应明天来”都谈到未来，后一句却似乎改变了双方的关系：对方现在有理由要求我到场，我也不能只用“后来不想去了”来解释缺席。哲学上的难题是，几个词为什么能产生原本不存在的义务。
休谟认为，单靠内心愿意受约束，并不能神秘地制造道德义务；承诺必须放在社会实践和共同理解中说明。后来的理论给出不同基础：有人强调承诺制度的规则，有人强调承诺使对方形成合理期待并据此安排生活，也有人把承诺看作一种规范权力——人可以主动改变自己与他人的权利义务关系。
这些解释各有困难。若义务只来自期待，那么故意不让对方依赖，是否就能削弱承诺？若只来自社会规则，又要说明我们为什么应当接受这套规则。规范权力的解释抓住了承诺的特殊性，却仍须说明这种权力为何正当。
我的判断是，承诺的力量不在某个句式本身，而在三个条件共同成立：表达是自愿而明确的；对方有资格据此形成安排；双方处在承诺能够被理解和追责的实践中。承诺不是对未来心理状态的预测，而是把某项行动的决定权部分交给对方。正因为自由被主动收窄，合作才获得跨越时间的稳定性。
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promises/
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hume-mo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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