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权这样说”常被当作讨论的终点，但权利和行为正确不是同一个判断。美国法学家 Hohfeld 在二十世纪初分析法律概念时，区分了请求权与自由权：若甲对乙有请求权，乙便负有相应义务；若甲对乙拥有做某事的自由，则只表示甲没有对乙负有“不做此事”的义务。Hohfeld讨论的是法律关系的结构，并没有声称行使每项自由都在道德上最好。
例如，一个人在法律保护范围内发表尖刻意见，国家或许没有理由仅因意见难听而惩罚他。这说明某种干预受到限制，并不证明那段话真实、明智或体面，也不表示听者有义务赞同。批评、离开谈话或依照明确规则管理论坛，可能仍各有正当空间。
当代权利理论把许多具体权利理解为自由、请求、权力与豁免的组合。我的判断是，权利的重要性恰在于它为个人保留选择空间，而选择中会包含不高明甚至可责备的决定。评价一次行使权利的行为，仍须追问理由、可预见伤害、角色义务和他人的权利；反过来，一件值得赞许的事也不必成为人人都能要求的权利。说“我有权”可以划出干预边界，却不能替代完整的道德论证。
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rights/
https://www.jstor.org/stable/785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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