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国足的爱恨情仇，是否表错了情？

Geoffrey Chen

我们对国足的爱恨情仇，是否表错了情？

# 我们对国足的爱恨情仇，是否表错了情？

2026年10月2日，中国男足在重庆进行的国际足球邀请赛中0比5输给巴勒斯坦队。这样的比分出现以后，球迷的愤怒、嘲讽甚至谩骂几乎是必然的。一个很熟悉的说法也会重新出现——“花了国家这么多钱”“拿着这么高的工资”“都是纳税人的钱养着，怎么能踢成这样”。

但是，如果真的要批评国足，我觉得反而应该先把这件事情弄清楚。否则我们可能批评得很激烈，却把不同性质的钱混在了一起，甚至连批评的对象都没有找准。

这里至少有三笔完全不同的账——球员个人挣多少钱，国家队本身运行花多少钱，一场具体的国际比赛究竟由谁出钱。这三笔账经常被公众混为一谈。

先说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中国男足并不是一支由国家财政直接给球员发工资的“事业单位球队”。

2015年的《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和《中国足球协会调整改革方案》已经明确，中国足协与国家体育总局脱钩，按照社会组织的方式运行，在财务、薪酬、人事等方面拥有自主权。改革方案进一步规定，中国足协不再作为中央预算单位，实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单独建账、独立核算。与此同时，它又不是一家普通商业公司，而是一个具有公益性质、承担公共职能、代表中国参加国际足球组织并管理国家足球队的社会组织。

所以中国足协是一个很特殊的混合结构。说它是“政府部门”，不准确；说它是一家彻底市场化、完全与公共财政无关的私人机构，也不准确。

国家政策本来就允许甚至要求公共财政支持足球发展，包括场地、青训、女足、国家队建设等，同时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向足协提供支持。另一方面，足协又进行大量商业开发，包括赞助、版权、赛事商务权益、授权商品等。

历史数据很能说明这种结构。中国足协公开的2017、2018年财务报告显示，2017年总收入7.6亿元，其中授权、赞助及合作收入5.9亿元，占77.6%，国家体育总局购买服务1.2亿元，占15.8%；2018年总收入8.4亿元，其中授权、赞助及合作收入6.6亿元，占78.6%，体育总局购买服务1.3亿元，占15.5%。当时各级国家队的支出分别约为2.09亿元和2.55亿元。

这组数字只能作为历史参照，不能拿来直接推算2026年。2026年1月，中国足协会员代表大会已经审议通过《2024年中国足球协会财务报告》，但目前足协公开新闻稿只告诉我们“审议通过”，并没有公布可以逐项核对的收入支出明细。因此如果现在有人非常确定地告诉你，“2026年的国足有多少百分比靠财政，多少百分比靠商业”，至少从目前公开的官方资料看，是没有依据的。

不过商业收入依然存在而且规模化运作，这是可以确认的。中国足协的全资公司福特宝拥有中国之队等赛事的商业开发权，2026年的官方文件显示，中国之队赛事一年预计不少于40场，相关商业资源包括赞助、媒体传播、赛事IP以及授权产品等。

国际足联也会给各成员协会提供发展资金。不过这里同样不能简单理解成“FIFA替中国养国足”。FIFA目前公开的中国足协“Forward”项目页面显示，已经承诺的项目资金主要列在“Competitions”和“Other Projects”，其中“National Team Support”这一栏目前反而是0美元。也就是说，国际组织的钱确实进入中国足球体系，但不能把它直接等同于成年男足的工资或日常经费。

再看最容易被误解的一笔钱——国脚的高工资究竟是谁发的。

国家队球员首先是职业俱乐部的球员。一个球员在上海申花、北京国安、山东泰山或者其他俱乐部效力，他的职业合同工资和俱乐部奖金，法律和合同意义上的付款主体是他的俱乐部，不是中国男足国家队，也不是中国足协给他发一份全年“国脚工资”。

中国足协自己过去发布的薪酬管理文件实际上把这两笔钱分得非常清楚——俱乐部支付球员薪酬；球员参加国家队集训和比赛时，中国足协可以另外发放国家队津贴和奖金，这部分甚至被明确规定不计入俱乐部球员薪酬限额。

所以我们经常说“这个国脚年薪几百万，踢成这样”，这里其实已经发生了一次概念转换。几百万年薪主要是他作为职业俱乐部球员的市场合同收入，不是国家队为了让他代表中国比赛而发给他的工资。当然，职业俱乐部自己的资本来源又可能很复杂，有民营资本，也可能有国企股东或地方资源，这又是另外一层问题，不能反过来全部算成“国家队财政工资”。

国家队征召他以后，情况才发生变化。

中国足协2026年9月8日发布的成年男足第四期集训通知写得很明确——集训人员在集训、比赛期间的食宿、交通、保险等相关费用，由中国足球协会承担。

也就是说，球员平时挣钱主要在俱乐部，进入国家队以后，国家队活动所发生的正常费用由足协负责，同时根据制度还可能有国家队津贴和比赛奖金。至于2026年成年男足现在每场到底发多少津贴、赢球奖金多少，足协并没有在我能够查到的现行公开文件中公布具体数字，所以不能拿网络传言当事实。

教练又不一样。国家队主教练本身就是中国足协聘任的。中国足协2025年11月正式宣布聘任邵佳一为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主教练；此前伊万科维奇离任时，足协公告也明确写到，主教练及教练团队的“执教合同”根据约定终止。这说明成年国家队主教练和相关教练团队与足协之间存在正式聘用或合同关系，他们的执教报酬属于国家队运营成本的一部分。至于邵佳一现在究竟年薪多少，官方并没有公开数字。

事情到这里还没有结束。因为就算足协通知里写着“国家队比赛期间的食宿、交通由中国足协承担”，也不能简单理解成每一场比赛最后每一元人民币都一定从足协自己的账户里支付。

这就涉及不同比赛的费用分配。

像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这样的正式主客场比赛，中国队在国内踢主场的时候，中国足协是参赛协会，同时还需要一个具体的承办城市。中国足协在2023年征集2026世界杯暨2027亚洲杯联合预选赛中国队主场承办城市时明确规定，承办城市主要负责赛事安保、场租、设施检测、硬件改造、医疗、赛区组委会人员等费用；赛事商务权益归中国足协，门票销售权益则由双方协商确定。

所以，一场“国足主场比赛”实际上至少已经出现三层主体——中国足协、承办城市以及亚足联这样的赛事管理机构。钱并不是简单地从一个“国家队账户”流出去。

客场比赛又不同。按照亚足联现行的2026版竞赛运营手册，原则上参赛队自己承担前往比赛地的国际和国内长途交通费用；比赛地的接待方则需要为参赛队提供规定的当地交通车辆。如果比赛城市没有符合要求的国际机场，最近国际机场到比赛城市之间的一些境内交通费用又由主办方承担。当然，具体赛事如果另有专门竞赛规程，则以专门规程为准。

亚洲杯预选赛甚至规定得更具体。2027亚洲杯现行竞赛规程规定，在预选赛阶段，客队自己承担国际旅费、住宿膳食以及杂费，而主办协会至少承担客队在比赛地的规定当地交通，并安排联络人员。

到了亚洲杯决赛阶段，因为比赛变成集中赛会制，结构又变了。参赛队承担前往首个比赛地点以及离开最后一个比赛地点的交通和自己的杂项支出，而其他赛事物流安排主要由亚足联和东道主协会按照赛事协议提供。也就是说，同样是“国足参加亚洲杯”，预选赛和决赛阶段的费用结构并不一样。

再来看这次0比5输给巴勒斯坦的这种国际邀请赛和友谊赛。

这类比赛和世界杯预选赛的性质又完全不同。FIFA明确规定，各成员协会可以在国际比赛日框架和相关规则下自行安排友谊赛，甚至可以通过持牌比赛经纪人撮合比赛。也就是说，友谊赛不存在一个全世界统一的“客队必须自费”或者“主队必须给客队多少出场费”的标准商业模板。两支国家队之间可以谈条件，谁承担机票、酒店，有没有出场费，商业收入怎样分，都可能因赛事和合同不同而变化。

而中国足协今年自己的文件恰好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实例。

中国足协2026年6月为成年男足国际邀请赛征集承办城市时规定，承办城市要承担场租、安保、医疗、参赛球队在赛区的食宿交通以及必要的赛事组织费用；电视转播、赛事商务权益和门票销售权益，则由中国足协和承办方共同协商确定。申办还需要承办城市人民政府和省级体育局提供支持函。

这个文件非常重要。它说明我们看到中国队在重庆、成都、大连或者其他城市踢一场邀请赛时，不能简单想象成“中国足协请外国球队来，中国足协把所有钱都掏了”。实际可能是承办城市提供场地、酒店、交通、安保和组织资源，中国足协提供赛事品牌和国家队资源，福特宝开发商业权益，再通过赞助、版权、门票等产生赛事收入。

但反过来，也不能因此说“这完全没有花公共资金”。承办城市到底用了多少政府预算、国企资源、市场赞助或赛事经营收入，必须看具体赛事的承办合同和地方财政披露。中国足协的这份文件只告诉我们“谁承担责任”，并没有告诉我们承办城市最后每一笔钱来自哪里。把“承办城市承担”直接翻译成“全是纳税人的钱”，同样是不严谨的。

这样把账拆开以后，我们再回来问最初那个问题——我们对国足的爱恨情仇，是不是表错了情？

我觉得答案不是“国足既然不是完全靠财政养着，我们就不应该骂了”。这显然走到了另一个极端。

0比5输给巴勒斯坦，球迷当然可以批评。国家队之所以叫国家队，本来就不是普通的商业俱乐部。它代表的是中国足球的竞技水平，使用的是中国足球几十年积累起来的制度、青训、场地、赞助、社会关注和公共资源。足协本身也明确具有公益性质和公共职能，国家政策也确实投入资源建设国家队。因此公众要求它具有专业水平、要求足协提高治理效率、要求财务和选人用人更加透明，完全有事实基础。

真正需要修正的，是另一套很流行却未必成立的叙事——“这些人都是国家拿纳税人的钱养着，一个个拿几百万工资，所以踢不好就是浪费了我们的工资钱。”

事实并不是这样。球员的高额职业薪酬主要来自他们的俱乐部合同；代表国家队期间，足协承担集训和比赛费用，并可以发津贴和奖金；主教练及国家队工作人员属于足协聘用和国家队运营体系。中国足协本身不是中央财政预算单位，它既有商业开发收入，也存在政府购买服务和公共政策支持，还有国际足联等国际足球组织的项目资金。到了某一场具体比赛，又会根据世界杯预选赛、亚洲杯预选赛、亚洲杯决赛阶段、友谊赛或者国际邀请赛的不同规则，在足协、承办城市、主办协会、亚足联、国际足联以及商业合作伙伴之间重新分配成本和权益。

所以问题并不是简单的“国足花没花国家的钱”。答案当然是整个中国足球体系中存在公共投入，而且国家队建设本身就是公共政策支持的对象。但这和“22个球员拿着财政工资踢球”完全是两个概念。

也正因为如此，我反而觉得，批评国足的时候把这些事情说清楚，会让批评更有力量。

真正值得追问的不是“你们拿了我的税钱，凭什么输球”，而是另一组更准确的问题——中国足球投入了这么多商业资源、社会资源和公共资源，这些资源有没有被有效地转化为青训、教练、选材、训练质量和国家队竞争力？国家队的投入与产出是否合理？足协的财务是否足够透明？承办一场国际邀请赛到底花了多少钱、产生多少收入？为什么长期的资源投入仍然没有形成稳定的竞技能力？

这才可能是0比5之后真正值得追问的问题。

我们的“恨”未必表错了情，但有时候确实找错了理由。我们不需要因为搞清楚国足的钱从哪里来，就变得宽容；恰恰相反，只有把钱从哪里来、由谁花、花在哪里搞清楚以后，我们才能知道究竟应该要求谁负责，又应该要求他对什么负责。

本文依据截至2026年10月3日能够公开核验的中国足协、国家体育总局、亚足联、国际足联及新华社资料整理。对于中国足协尚未公开的2024年详细财务数据、现役国脚国家队津贴及奖金标准、现任国家队教练具体薪酬和具体友谊赛商业合同，本文不采用媒体传闻作推断。

## 资料链接

了解 Geoffrey Chen 的更多信息

订阅后即可通过电子邮件收到最新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