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6年11月18日
张朝阳这些年经常谈人生,谈自律、责任、工作和生命的意义。他在公开对谈中说过,人来到世上需要确立自己的价值观,不能把赚钱和及时享乐当成人生的全部。与其不断追求快乐,不如做一些真正有意义的事情,承担责任,对世界作出自己的贡献。
我觉得这些话有值得认真思考的地方。尤其是当一个拥有巨大财富、已经取得商业成功的人,仍然反复强调人生不能以财富和享乐为最终目标时,我们没有必要因为他是成功人士,就轻易把这些话当成说教或表演。
但与此同时,另一个事实也很有意思。今天的搜狐,虽然仍然保留新闻、视频、社交和营销等业务,从收入结构看,却已经主要依靠网络游戏。搜狐2025年年报显示,集团全年收入约5.84亿美元,其中网络游戏收入约5.06亿美元,占比约86.5%。2026年第三季度的财报也呈现出类似结构:总收入约1.33亿美元,游戏收入约1.14亿美元,占比约85.5%。换句话说,在经济意义上,搜狐主要是一家游戏公司。
这就出现了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张朝阳所倡导的人生哲学,强调克制即时享乐、追求意义和责任;而其领导的企业,主要通过满足人们的游戏娱乐需求获得收入。这两件事究竟能否在价值上保持一致?
这里不能简单地把游戏等同于浪费生命。人需要休息和娱乐,游戏也可以提供审美体验、技能训练、社交联系以及合作与竞争的乐趣。追求有意义的人生,并不意味着每一分钟都必须用于工作或创造。一个人完全可能在认真工作之余享受游戏,而没有任何价值上的矛盾。
问题在于游戏的商业运行机制,尤其是免费游玩、虚拟道具付费的模式。搜狐年报披露,旗下畅游的游戏采用道具付费模式,玩家可以免费进入游戏,再购买角色、装备、宝石等虚拟物品。年报还说明,这种模式要求游戏设计既能吸引玩家投入更多游戏时间,也能促使他们购买虚拟物品。这是一种很清楚的商业激励。
对企业而言,玩家愿意持续投入时间和金钱,通常意味着更好的收入表现;但对某一个具体的人而言,投入更多时间和金钱却未必意味着更好的生活。一个人可能从游戏中得到愉悦,也可能在某些时候失去节制,把本来准备留给学习、工作、家人或其他重要事情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其中。这种可能性并不意味着所有游戏都有害,也不能据此认定搜狐采用了不当设计。但它说明,企业的收入增长与消费者的长期利益,并不总会自动保持一致。
这就是第一重悖论。一个人可以在思想上强调生命的长期价值,同时又在商业实践中参与一个以争取用户持续参与和消费为重要目标的经济系统。他的价值理想与企业盈利机制之间,可能存在方向上的张力。
第二重悖论则进一步涉及道德责任。
企业从娱乐中赚钱,并不天然存在道德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当企业知道某些盈利方式可能伤害用户的自主控制能力,甚至损害他们的长期利益时,会怎样作出选择?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将游戏障碍纳入疾病分类,但也强调,达到这一程度的只是游戏参与者中的一小部分。大多数人的游戏活动不能与游戏障碍画等号。因此,我们既不应夸大游戏的危害,也不应因为游戏通常是正常娱乐,就忽略商业设计可能造成的风险。
如果一种产品的经营者明知道某些设计会让用户难以停止消费,却仍然为了提高收入而有意强化这些机制,那么问题就不再只是个人是否懂得自律,还涉及企业有没有利用人的心理弱点。这需要具体事实才能判断,不能仅凭搜狐的财务数据作出指控。不过,这个道德问题本身是普遍存在的:企业到底在满足人的需要,还是在某些时候利用人的弱点?当这两件事同时发生时,企业应当承担多大责任?
由此再看张朝阳,就没有必要急于判断他是否言行不一。我更愿意相信,一个人完全可能真诚地思考人生意义,也确实希望别人活得更有价值,同时又必须按照企业的商业逻辑作出经营决策。作为个人,他可以反对沉迷于享乐;作为企业领导者,他又必须考虑市场需求、竞争压力、员工就业和股东利益。同一个人处在不同的关系和约束中,行为未必能够始终朝着同一个价值方向展开。
但这种结构性的解释并不意味着个人可以免除责任。如果价值观只在演讲和个人生活中有效,一旦遇到商业利益便完全退让,那么它对企业经营的约束就非常有限。一个企业家真正需要面对的,并不是能否说出一套令人赞同的人生哲学,而是当长期价值与眼前利益发生冲突时,愿意让前者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实际决定。
讨论到这里,我想到的不只是张朝阳。乔布斯、马斯克、黄仁勋这样在各自领域取得非凡成就的人,也经常被放在公众的放大镜下。他们的经历、个性和受到的具体批评各不相同,不能不加区分地归为一类。但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值得保留:一个人在某个领域的卓越能力,并不保证他在其他方面也同样成熟、周全或正确。
有时,促成巨大成功的某些特征,在其他关系中反而可能成为限制。强烈的目标意识有助于完成困难的事业,也可能使人忽略目标之外的重要价值;高度自信能够帮助人承担风险,也可能降低听取不同意见的意愿;对效率和结果的持续追求,可以推动组织发展,也可能使难以量化的人际感受与道德成本被放在次要位置。这些都是可能出现的关系,而不是对任何具体人物的心理诊断。
我们不必苛求名人,把他们当成必须在所有方面都完美的道德样板。那样的期待本身就不符合对人性的基本认识。同样,也不必通过寻找成功者的缺陷,来获得对自己生活的一种安慰或肯定。发现一个成功的人同样有局限,并不能证明我们自己就更清醒、更高尚。把别人的不足当作自我补偿,实际上仍然是在用他人作为衡量自己的工具。
更值得探究的是,为什么社会能够高度奖励某些能力,却不能保证这些能力与完整的人格发展同步。商业制度擅长识别效率、增长、竞争力和财务回报,却不一定能够同样准确地评价一个人的自我认识、情感成熟、道德判断及其对他人长期生活的影响。一个人获得巨大的商业成功,可能意味着他特别擅长回应某一套社会激励,却不意味着他已经解决了人生的全部问题。
这种不平衡也不限于名人。普通人同样可能相信健康的重要,却不断透支身体;重视家庭关系,却把大部分时间交给工作;反对浪费,却又在消费欲望面前反复妥协。思想上的理解与行动中的选择之间,总是隔着具体的欲望、习惯、利益、责任和制度约束。只是成功者掌握了更大的资源,影响了更多的人,他们的矛盾也就被放大了。
于是,张朝阳与搜狐的关系所提出的,其实是一个更普遍的哲学问题。人可以认识到什么样的生活更有意义,却未必能够让自己参与的每一种经济活动都服从这种认识;人可以创造非常复杂的企业和制度,却未必能够使这些制度始终有利于人的长远发展。我们拥有判断价值的能力,也生活在不断改变我们选择的利益结构之中。
但如果把一切都归咎于结构,人就失去了责任;如果把一切都归咎于个人,又会忽略制度怎样塑造和限制人的行为。个人与制度都需要接受审视。尤其对于掌握巨大决策权的企业领导者而言,既要理解他们面临的现实约束,也要追问他们是否曾经努力改变这些约束,或者至少避免把盈利建立在对人的弱点的过度利用之上。
我并不想由此得出张朝阳应该放弃游戏业务之类的简单结论。游戏有其正当价值,企业也有经营和生存的需要。真正值得追问的是,我们能否设计一种商业机制,使企业的成功更多地来自为人们创造真实而持久的价值,而不只是延长人们的使用时间、增加消费频次。更进一步,一个企业家是否能够把自己对人生意义的思考,转化为对产品设计、经营目标和组织责任的具体约束。
张朝阳所讲的人生哲学与搜狐的游戏生意之间,未必构成可以简单定罪的矛盾,却真实地呈现了现代人的一种困境。我们知道自己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也知道社会需要某些价值,但实现这些价值的过程,始终受到欲望、利益和制度的制约。理解这种困境,比寻找一个成功人士的道德破绽更有意义。它最终要求我们审视的,也包括自己。
参考资料
- 搜狐2025年度报告(Form 20-F):https://www.sec.gov/Archives/edgar/data/1734107/000119312526102990/d22394d20f.htm
- 搜狐2026年第三季度财报(2026年11月9日):https://www.sec.gov/Archives/edgar/data/1734107/000119312526452512/d157642dex991.htm
- 澎湃新闻,董宇辉对谈张朝阳(2023年):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2121433
- 世界卫生组织,游戏障碍说明:https://www.who.int/standards/classifications/frequently-asked-questions/gaming-dis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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