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3日，Tesla发布了北美版Cybercab乘客指南和合规与安全资料。乘客指南说明，用户可以通过Robotaxi应用预约由Cybercab执行的无人驾驶行程，车内没有供乘客接管驾驶的传统控制装置，但可以通过触摸屏、手机应用或车顶按钮要求车辆靠边停车。同一天，Associated Press报道，数十辆没有方向盘和制动踏板的Cybercab已经驶上美国得州奥斯汀的道路，发布活动采用邀请制。报道同时指出，公众服务何时全面开放仍不清楚，Tesla也没有在这些资料中公布足以独立判断实际道路安全表现的完整运行数据。
这个事实提出的问题并不是Cybercab有没有意识，也不是算法在事故瞬间应当选择谁。更具体的问题是：一个仍在形成中的AI驾驶系统进入共享公共道路时，谁成为这次部署的一部分，它凭什么取得影响这些人的正当性？受邀乘客可以决定是否上车，行人、骑车者、其他车辆中的人和现场应急人员却不能逐一决定是否与Cybercab相遇。乘坐同意只覆盖车内关系，不能自动扩展成道路共同使用者的同意。
这里需要区分四件事。技术能够运行，是功能事实；车辆符合某些规则或获得运行许可，是法律与行政状态；受邀乘客愿意乘坐，是个人选择；公共正当性则是共享制度能否合理地让所有受影响者承担这种运行所带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四者可能同时存在，也可能彼此分离。一次行程顺利完成不能单独证明长期安全，监管许可也不能替代持续监督，而公众的不安同样不能直接证明技术不安全。
技术哲学家Ibo van de Poel在同行评审论文《An Ethical Framework for Evaluating Experimental Technology》中提出，新技术进入社会时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社会实验，因为部分影响只有在实际使用中才会显现。他借用不伤害、受益、自主与正义等原则来分析这种实验是否可接受。这个框架不是说道路测试在法律上就是医学人体实验，也不是要求每个可能遇见车辆的人签署同意书。它指出了一个更基本的事实：当未知后果通过现实环境才能被发现时，部署者不能只把收益归为创新成果，却把不确定性当作环境自然承担的成本。
Jack Stilgoe和Miloš Mladenović在同行评审文章《The Politics of Autonomous Vehicles》中进一步指出，自动驾驶不能只按车辆内部算法理解，它形成于车辆、道路规则、基础设施、地方机构和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关系之中。他们特别提醒，公开道路测试可能让非使用者、旁观者和普通公民被排除在技术治理之外。这与Cybercab的情况直接相关：邀请制决定了谁能坐进车里，却没有回答谁有权知道运行边界、谁能质疑风险分配、发生异常后谁可以要求暂停或修正规则。
我的判断是，进入公共道路不等于已经取得公共正当性。公共正当性也不要求零风险，因为人类驾驶、道路施工和公共交通同样不能消除风险。它要求的是，新增风险与新增能力不能只由部署者定义，而要被置于可审查、可追责、可停止和可修正的公共结构中。至少需要公开车辆和软件版本、实际运行范围、事故与脱离事件的统一统计口径、第三方审查途径、明确的责任与赔偿路径，以及监管机构根据新证据缩小或暂停运行的实际能力。不同地区可以采用不同制度，但这些功能不能只停留在公司承诺中。
用维成论的语言说，首先要看见Difference，也就是同一次道路运行中不同参与者之间可区分的位置：部署者拥有数据和控制权，乘客拥有有限选择，其他道路使用者承担接触风险，公共机构负有规则和救济责任。Constraint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阻碍，而是决定这种关系可以怎样形成的条件，包括道路规则、地理边界、数据披露、远程支持、事故调查、保险、赔偿和停运权。Sustained Coherence也不是车辆暂时没有出错，而是技术行为、公共规则、反馈记录和纠正能力在持续运行中保持可检验的一致。
在这个结构中，公众正当性不能由一次发布活动赋予，也不能由一次投票或一次许可永久完成。它是在持续的反馈中形成和维持的：系统暴露什么限制，机构如何回应，受影响者能否提出异议，事故是否改变运行条件，部署者是否必须接受外部校正。缺少这些环节时，车辆仍可能在工程上可用、在行政上获准，却尚未形成足够稳固的公共关系。
这也说明为什么“公众是否信任自动驾驶”不是最准确的问题。信任常被描述成公众需要提供的态度，好像技术已经准备完成，只等待社会接受。更合理的顺序是先问：制度是否提供了值得信任的条件？如果运行范围、异常数据和纠正机制不可见，要求公众建立信任只是把制度责任转移给个人心理。相反，透明记录、独立核验、明确救济和可逆部署即使不能消除争议，也能使信任或不信任都有可以检验的依据。
当前资料不足以判断Cybercab的实际安全水平，也不足以断言这次奥斯汀运行违法或缺乏全部监督条件。本文的判断只限于概念边界：产品文件、受邀乘坐和车辆上路证明了部署已经发生，却不能单独证明公共正当性已经形成。后续需要核验的不是宣传中的普遍承诺，而是运行许可的具体条件、统一事故数据、外部审查结果、公众投诉与救济渠道，以及这些反馈是否真正能够改变车辆继续运行的边界。
参考资料
Tesla，Cybercab Rider Guide，2026年9月3日，https://www.tesla.com/robotaxi/riderguides/cybercab/en_us/Cybercab-Rider-Guide.pdf
Associated Press，Musk launches steering-wheel-free taxi service in bet riders lose ‘no control’ fears and hop inside，2026年9月3日，https://apnews.com/article/8791add840f4debbc41bcaa9d1e64561
Ibo van de Poel，An Ethical Framework for Evaluating Experimental Technology，Science and Engineering Ethics，2016年，https://pubmed.ncbi.nlm.nih.gov/26573302/
Jack Stilgoe与Miloš Mladenović，The Politics of Autonomous Vehicles，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ommunications，2022年，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99-022-014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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