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月26日，为什么有人庆祝、有人哀悼？

Geoffrey Chen

《一份档案里的澳洲》第一季·第5篇

1937年12月27日，Yorta Yorta领袖William Cooper以澳洲原住民联盟名义发出一封通函。他请求各教会在次年1月23日讲道，为原住民所受待遇发声；同时通知他们，1月26日将有一场“哀悼日”，与白人庆祝欧洲人抵达澳洲150周年同时举行。

这封信最值得注意的，不只是它表达不满，而是它怎样重新安排一个国家纪念日的意义。官方日历把时间指向“抵达”“开拓”和“进步”；Cooper的通函把同一天指向土地被夺、权利受限与生活被政府管制。两种记忆并非后来才偶然碰撞。至少在1938年，原住民组织者已经清楚提出：同一个日期可以包含完全相反的历史经验。

阅读这份记录，不能只问当时发生了什么。更重要的是问：谁有能力规定公共纪念的主题，谁又必须另找房间、另印传单，才能让自己的历史进入公共空间？

一场庆典怎样制造了它的反面

1938年1月26日，悉尼举行盛大的150周年庆典。街上有游行、帆船赛、草地滚球和第一舰队抵达的重演。庆祝活动把殖民开始叙述为一个国家成功故事的起点，城市本身也被布置成这套叙事的舞台。

但重演需要有人扮演被“发现”的原住民。来自新南威尔士州西部Menindee的一群原住民男子被带到悉尼，出演1788年的Eora人。与此同时，真正组织抗议的原住民必须等官方游行通过，才能从市政厅默默步行到Australia Hall；到达后，他们还被要求从后门进入。

这个细节比抽象争论更有力量。国家庆典可以把原住民身体纳入表演，却把原住民的政治声音安排在后门。前者被用来完成殖民起点的图景，后者则要求国家面对殖民之后150年的现实。谁能从正门出现，谁只能在仪式结束后发言，本身就是1938年澳洲权力关系的一份记录。

不是沉默者第一次被人代言

哀悼日不应被写成白人社会突然“发现”原住民处境的故事。它是原住民组织多年工作的结果。Cooper于1932年成立澳洲原住民联盟；William Ferguson与Jack Patten于1937年成立原住民进步协会。前者推动向国王请愿，要求原住民在联邦议会中获得代表；后者调查保护委员会的管治，收集各地原住民对保留地生活和行政压迫的陈述。

1938年1月，Patten与Ferguson出版《原住民要求公民权利》，直接从原住民立场说明住房、教育、工资、法律身份和政府“保护”政策造成的困境。他们没有等待别人替自己概括问题，而是在庆典最响亮的时候建立自己的传播渠道。

1月26日的会议约有一百人参加，由Jack Patten主持。William Ferguson、Doug Nicholls、William Cooper、Pearl Gibbs等人发言。会议通过决议，抗议过去150年的残酷待遇，要求新的法律和政策，使原住民获得完整公民身份以及社区中的平等地位。

这里的措辞属于它所处的年代。今天的读者会看见当时语言中关于“文明”“进步”与同化的痕迹，也会看见参与者必须在现存政治词汇中提出诉求。不能因为语言后来改变，就忽略说话者当时明确争取的主体地位：他们不是福利对象，而是组织者、作者、编辑和政策主张者。

一份档案不只是证明抗议发生过

Cooper的通函、会议决议、宣传册、照片和后来的报刊报道，共同使哀悼日成为可追踪的事件。但这些记录并不具有相同地位。政府文件常把原住民写成需要管理的人口；哀悼日材料则让原住民自己界定问题、说明目标，并决定谁可以进入会议。

会议只允许四名非原住民参加，其中包括两名警察。这不是拒绝公共讨论，而是在一个长期由白人替原住民说话的社会里，暂时保护一个由原住民自己组织的政治空间。档案若只保存外部记者的观察，读者看到的仍可能是“他们受到怎样对待”；决议与刊物则保留了“我们要求什么”。

三个月后，Jack Patten主编的《The Australian Abo Call》创刊，宣称要从原住民自身观点陈述原住民的处境。它只出版了六期，却把抗议从一天延伸成持续的公共写作。报纸报道保留地、工资、健康、土地和保护制度，也反驳殖民过程和平无害的神话。

因此，档案的价值不只在于为今天的争论提供一句可引用的话。它让我们看见政治行动怎样由信件、会议、交通、筹款、出版和组织关系组成。历史转折很少只靠一个著名时刻发生；它通常要经过许多看似普通的记录，才获得连续性。

为什么当时没有立刻改变制度

1938年1月31日，约二十人的代表团会见总理Joseph Lyons及内政部长John McEwen。他们提出由联邦负责原住民事务、设立专门部门、让原住民代表参与咨询，并在教育、劳动法、工伤赔偿、养老金、土地和工资方面实行平等。

政府没有接受这套方案。Lyons以宪法限制联邦权力为由回应；Cooper此前推动的请愿也没有被转交国王。若只按即时政策成果判断，哀悼日似乎失败了。

但制度变化不能只在投票或法案通过的那一天寻找。哀悼日把分散的经历连接成全国性诉求，把“保护”制度的个别伤害转译为公民身份、代表权与行政责任的问题。参与其中的组织和人物继续推动政治行动，其网络后来成为1967年公投运动的重要基础。

这不是说1938年自动导致1967年，更不是把几十年斗争压缩成一条必然进步的直线。它说明一次行动可能在短期内被拒绝，却改变后来行动可使用的语言、组织经验和公共记忆。

同一天为什么仍然无法只有一种意义

1938年的记录不能替今天所有原住民和所有澳洲人规定应当怎样看待1月26日。不同群体内部也有不同立场，公共纪念的形式会继续变化。但它排除了一个常见误解：争议不是最近才被制造，也不是在共同记忆之外额外加入的政治话题。

当国家以1788年1月26日作为庆祝起点时，殖民本身已经进入纪念结构。哀悼不是拒绝历史，而是要求同一天也容纳被官方进步叙事遮蔽的后果。庆祝与哀悼之所以并存，不是因为一方热爱国家而另一方拒绝国家，而是因为“国家从何时开始、由谁的经验来说明”从来不是中立问题。

一份成熟的公共记忆未必能够消除冲突，却应该知道冲突从哪里来。1938年的通函和会议记录提醒我们，纪念不是被动回想过去；它是在当下选择哪些经验可以成为“我们的历史”。

阅读这些材料时，还应遵守收藏机构的文化提示：记录可能包含已故原住民人士的姓名和影像，也可能保留今日不再适当的词语。尊重不是把档案净化成无害文本，而是说明来源、保留语境，并让原住民声音位于叙述中心。

1938年1月26日，一座城市同时举行庆典与抗议。真正被留下的不只是“两边意见不同”，而是两套关于澳洲的时间：一套从殖民抵达开始计算成就，一套从同一时刻计算失去，并以政治组织争取未来。今天再读那封通函，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已经解决的纪念难题，而是一份早已写下、却仍要求回应的国家档案。

原始记录与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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