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清理一个社会不愿意看见的残余？

Geoffrey Chen

研究与版本说明 本文属于《世界依靠谁来维护？》第 0.1 版研究稿。它借助 WHO、ILO、世界银行与 WaterAid 关于卫生工作者的联合研究讨论清洁、风险和社会可见性。各国劳动条件差异很大，文中全球问题不能直接归到每一位清洁或卫生工作者身上。

《世界依靠谁来维护？》· 第 6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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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常被理解为把空间恢复到“什么也没有”的状态：地面没有污物，厕所没有堵塞，垃圾离开视线。成果以残余消失的形式出现，完成它的人也容易随之退出公众注意。一个整洁空间看起来像原本如此，只有清洁中断时，劳动才变得可见。

卫生系统不是安装厕所或管道便完成。粪污需要收集、清运、处理和安全处置，泵站与下水道也要运行。WHO、ILO、世界银行和 WaterAid 的联合报告指出，许多卫生工作者在不同国家面临病原体、有毒气体、受限空间、非正规就业和社会污名。公共卫生收益被广泛分享，危险却可能集中在最少获得保护的人身上。

自动化可以减少直接接触，但不会自动消除风险。机器需要清理、检修和处理卡堵；无法进入的地点仍由人完成。若新技术只把最危险环节转交给合同链末端，表面的现代化并没有改变风险分配。

尊重劳动不应只靠“无名英雄”叙事。英雄称呼可能赞扬人在防护不足时继续工作，却不触及工资、人员配置、个人防护、培训、健康监测、组织权和拒绝危险工作的能力。真正的承认应改变工作条件，也让清洁人员发现的漏水、污染和设计缺陷进入设施决定。

采购若只验收表面结果，也会把不足的时间和防护隐藏在合同价格里。

责任还应向上游追溯。产品、建筑和服务安排决定污物能否隔离、设备能否安全清理，也决定卡堵时谁必须进入危险环境。设计者和采购者不能把所有风险交给最后接触残余的人，再要求他以“更加小心”补偿不良设计。

本文暂定认为，清洁维护的不是视觉纯净，而是一个共同空间能够继续被安全使用。社会不能把自身制造的残余视为自动消失，更不能让地位较低的人以健康代价承担消失过程。维护制度应优先消除危险、正规化劳动、提供适当设备与报告权，并从源头重新设计难以安全清理的设施和产品。

一、清洁为何以“没有”为成果

很多生产活动留下可计数的对象，清洁则移除对象。使用者到达办公室、医院或车站时，地面已经干净，废物容器尚未溢出，洗手间可以使用。眼前状态不显示几小时前发生了什么。

这使清洁容易被当作低技能背景。实际工作需要识别材料、污染类型、化学品、感染风险和空间使用。医院清洁与普通办公室不同，处理尖锐物和人体排泄物也不同于收集纸张。错误混用化学品可能产生危险，表面看起来干净又不等于微生物风险得到控制。

“洁净”还是一项社会判断。哪些残余应被移走，移到哪里，什么标准足够，取决于空间用途和公共规范。清洁不是让物质消失，而是转移、处理或改变它。城市整洁有时只表示废物离开了高可见区域，进入填埋场、处理厂或其他社区。

因此，研究清洁不能停在对职业的赞扬。需要追踪残余的完整路径，以及风险在路径上如何重新分配。

二、厕所之后还有一整套系统

厕所把排泄物从日常空间带走，产生一种即时完成感。真实卫生链还包括下水道或化粪系统、清掏、运输、泵送、处理和最终处置。任何环节失效，污染便可能回到住宅、水体和公共空间。

WHO、世界银行、ILO 和 WaterAid 2019 年联合报告将卫生工作者范围扩展到厕所清洁与管理、坑厕和化粪池清掏、下水道与人孔作业、泵站及处理设施。报告关注的主要是许多中低收入国家严重且资料不足的处境，不能用来描述全球每一个系统，却揭示了厕所覆盖率指标容易遗漏的人。

基础设施项目若只计算新建厕所数量，可能没有确保废物安全到达处理终点。家庭得到设施，后端工作人员却在非正规条件下直接接触粪污，公共健康目标便以他们的健康为代价。维护链条的完整性不能只由用户端接入数量证明。

三、污名怎样与物理危险叠加

卫生工作可能接触病原体、锋利物、有毒气体和缺氧空间。井下与罐体作业还涉及坍塌和救援困难。风险控制应按照消除、工程控制、行政程序和个人防护的层级考虑，而不是把一套防护装备当作完整答案。

社会污名会放大危险。某些地区的卫生劳动与种姓、贫困、移民身份或非正规就业相连，工作者缺少议价和报告能力。若拒绝任务便失去收入，正式的“安全程序”很难成为真实选择。工人也可能没有职业健康服务，伤害与疾病因此不进入统计。

污名还影响公众想象。人们希望废物离开，却不愿知道由谁处理；这种距离使不安全条件更容易继续。工作被视为肮脏，并不意味着劳动者应承受肮脏与危险。恰恰因为任务处理社会共同产生的残余，公共责任更不能缩减为私人合同。

四、外包与非正规化怎样隐藏责任

清洁和卫生服务经常通过多层合同提供。专业承包可以带来设备和管理能力，外包本身不必然造成伤害。风险产生于价格竞争压缩工时与培训，而委托机构只检查表面结果。

若合同按清洁面积或完成次数付款，承包商可能缺乏时间报告设施缺陷。漏水、破损表面和不合理存放让清洁更困难，却由另一部门负责。清洁人员最常接触空间，也最早看见问题，但服务范围要求他们只完成任务。

多层分包还会模糊雇佣关系。发生事故时，场所控制者、主要承包商和实际雇主可能分别强调合同边界。工作健康安全制度通常要求共享职责者协调，公共采购也应把安全、培训和员工权利纳入，而不能把最低价格当作效率。

五、自动化会把谁从危险中移走

机械抽吸、遥控检查和清洁机器人能够减少人体直接接触，这是重要进步。设备还可以进入重复性高或环境恶劣的区域，提高监测频率。但技术不是一个自足替代者。

机器人无法覆盖所有角落，需要装填、排障、清洗和维修。卡堵或异常时，人可能在最不稳定阶段介入。若系统设计默认维护者能够进入，却没有安全隔离和取出机制，自动化只减少正常操作，集中异常风险。

技术取得成本也可能扩大差距。资金充足地点采用机械化，低收入社区继续依靠非正规人工；或者正式机构购买设备，却把无法处理的边缘任务外包。评价自动化不能只看替代了多少工时，还要检查危险暴露最终移动到哪里。

六、清洁人员拥有哪一种知识

日常接触让清洁人员形成空间状态的连续认识。他们知道某处何时开始漏水、哪一扇门锁失效、哪类废物突然增加，也会看到用户行为与设计冲突。很多设施管理系统没有同样频率的观察。

这种知识经常以非正式消息存在，无法进入资产记录。合同人员可能没有系统账号，报告表只接受清洁完成状态，语言和班次也造成障碍。组织损失的不是一般意见，而是一套早期预警。

建立报告路径不表示让清洁人员承担工程诊断。系统应允许简单记录位置、现象和紧急程度，由相应专业人员判断。反馈很重要：如果报告总像进入黑洞，人会停止提供。参与还应在采购和空间设计阶段发生，因为可清洁性是设计属性。

七、为什么“英雄”不足以构成承认

危机期间，清洁和卫生工作常被称为必不可少。公共赞扬纠正了部分忽视，却可能把结构问题转化为个人品格。有人愿意冒险，不等于风险可以接受；社会需要服务，也不等于某些人必须无条件提供。

实质承认包括合理薪酬、稳定身份、休息、适用装备、疫苗与健康监测、培训和组织权。工作者还应有权报告危险，并在严重且迫近的风险下停止工作。制度要安排替代与应急，而不是用服务连续性压倒安全。

称呼也需谨慎。不同工作者未必希望被统一为受害者或英雄，很多人拥有专业自豪与技能。尊严来自他们作为劳动主体参与工作条件，而非由旁观者赋予感人的形象。

八、清洁是否会维护不平等秩序

清洁当然可以维护有害结构。公共空间的“整洁”标准可能用来驱逐无家可归者或非正式商贩；某些家务安排以女性无偿劳动维持；高度消费不断制造一次性废物，再由低薪劳动处理。维护一个空间可用，可能同时维持谁有资格出现的秩序。

所以，不能只问清理是否有效。还要问残余为何产生、谁定义洁净，以及清理后果转移到哪里。源头减量、可修复设计和更安全卫生设施，可能比扩大清洁队伍更负责任。

清洁人员不应因这一批判失去工作保障。转型需要培训与公平安排。把所有问题归咎于消费，又让承担残余处理的人首先失业，会重复相同分配逻辑。

九、暂定判断：共同残余需要共同责任

社会生活必然产生磨损、污物和排泄物。问题不在于能否实现一个没有残余的世界，而在于残余如何被看见、减少、处理，以及处理风险如何分配。把它们从视野移走不能算治理完成。

清洁和卫生维护的对象是空间与公共卫生的持续可用性，不是表面纯净本身。制度应从危险消除开始，改进设计与机械化，确保正规和非正规工作者获得实际保护，并让现场知识进入设施管理。合同不能成为责任终点。

公开可见性也需要尊重。让社会理解劳动条件，不意味着展示或暴露工作者。数据、采购标准、事故调查和工人代表能够揭示结构，而不把个人当作道德景观。

本文会因更细致的地区研究而修正。全球联合报告揭示严重处境，不能替代本地劳动法和行业数据。当前判断仍然成立于更一般层面：一个共同体不能持续享有清洁和卫生，却把自身残余造成的风险交给最难拒绝的人，并让这项转移保持不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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