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拉斯·库巴斯死后的回忆》原著导读：一个死人如何用幽默审判自己的一生

Geoffrey Chen

100部世界文学原著导读 · 第84篇

# 《布拉斯·库巴斯死后的回忆》原著导读：一个死人如何用幽默审判自己的一生

布拉斯·库巴斯先写自己的死亡，再写出生。他已经躺进坟墓，不需讨好家族、读者或上帝，于是自称不是“死去的作者”，而是“成为作者的死人”。他把回忆献给第一条啃食自己尸体的蛆虫，似乎从第一页就取消了名誉、成就和庄严。

但死亡没有自动让他诚实。布拉斯聪明、迷人、善于自嘲，也属于十九世纪里约热内卢富有的奴隶主阶层。他会揭露自己的虚荣，又迅速把残酷讲成笑话；会邀请读者共同识破社会假面，也借亲密语气让读者忘记受害者很少得到发言机会。

马沙多·德·阿西斯的《布拉斯·库巴斯死后的回忆》不是一个坏人临终忏悔的故事，而是一场叙事权力实验：当既得利益者垄断讲述，连自我批评也可能成为新的优雅特权。读者必须一边享受他的幽默，一边追问幽默把谁从画面中移走。

一、作品资料：一八八一年已经如此“现代”

  • 作者：巴西作家若阿金·马里亚·马沙多·德·阿西斯（Joaquim Maria Machado de Assis，1839—1908）。
  • 连载：1880年在《巴西杂志》分期发表。
  • 单行本：1881年由里约热内卢国家印刷局出版。
  • 原题：Memórias Póstumas de Brás Cubas；英语曾以Epitaph of a Small Winner等题名出版，现多译为The Posthumous Memoirs of Brás Cubas。
  • 文学史位置：常被视为马沙多创作转折点，以离题、短章、空白、直接对读者说话和不可靠叙述突破当时写实主义、自然主义规范。

巴西圣保罗大学保存的1881年首版显示全书篇幅不算长，却分成一百六十章。有些章节只有几行，有些用标点代替对话。碎片化不是二十世纪才出现的发明；马沙多在现代主义之前已经把书页、节奏和读者期待纳入小说内容。

二、为什么必须由死人来写

活人写自传通常要维护未来名声，也要担心亲友报复。布拉斯声称死亡解除这些限制，因此可以从结局向前安排材料，不必假装人生自然走向成功。

死人视角还取消成长小说的基本承诺。他不会在写作中改过、重新做人或补偿受害者。每次洞察都来得太迟，无法转化为行动。

这使小说的自我认识带有伦理讽刺：看清自己若没有承担后果，只能成为死后的审美优势。

三、献给蛆虫：谦卑还是最后一次炫耀

把书献给啃食尸体的蛆虫，表面上把作者、贵族和肉体降到同一腐烂结局。它嘲笑传统献辞中对权贵和知己的奉承。

但布拉斯也在展示独创性。他希望读者惊叹这位死者多么不怕冒犯、多么懂得虚无。自我贬低因此也是品牌。

阅读他的每次坦白，都应问两个问题：这句话揭露了什么？它又帮助叙述者获得怎样的魅力？

四、反时间顺序：先知道失败，人生会变成什么

小说先讲布拉斯死于肺炎，再追溯“布拉斯·库巴斯膏药”的构想、童年、情史和政治野心。读者从一开始就知道所有计划不会完成。

这种顺序让传统悬念失效。我们不再问他能否成名、结婚或当部长，而观察他如何把欲望解释成高尚目标。

人生没有被写成逐级上升的阶梯，而是一次次虚荣换装。结局不是意外中断成功路线，它暴露路线本来就没有稳定中心。

五、膏药：公益理想背后的姓名广告

布拉斯想发明一种消除人类忧郁的药膏。他把计划说成慈善和科学贡献，随后承认真正吸引他的是产品将永久带着“布拉斯·库巴斯”之名。

理想与私欲并非简单二选一。他可能真的希望减少痛苦，也真的更渴望名声。马沙多的讽刺在于两者如何无缝共存，使本人能够相信虚荣就是公益动力。

为膏药奔忙使他受寒并患肺炎，宏大“药方”反而导致发明者死亡。治疗人类的抽象计划，从未先处理他对身边人的伤害。

六、死亡谵妄：潘多拉为何让历史快速掠过

临死时，布拉斯在幻想中骑着河马抵达时间起点，遇见既是自然又是潘多拉的巨大形象。她让人类世纪在他面前掠过：贪欲、战争、痛苦和短暂欢乐反复出现。

场景像宏大哲学启示，也带有滑稽梦境。布拉斯把个人发热提升为宇宙观，再次显示他总能将自己放在观看全人类的位置。

“人类皆苦”若不区分谁制造痛苦、谁承担痛苦，会抹平奴隶主与奴隶的差异。宇宙悲观主义可能是真知，也可能替具体责任提供雾幕。

七、童年“魔鬼”：一个被宠坏的孩子怎样学习权力

布拉斯小时候被称为“小魔鬼”，喜欢恶作剧、揭穿成人秘密，也把被奴役的普鲁登西奥当马骑，用绳子和棍子命令他。

家庭把这些行为视作聪明、活泼和阶层自信。他不是突然长成自私成人，而是在奖励制度中学习：别人身体可以供自己娱乐，伤害只要讲得有趣便会被原谅。

童年叙述常诱发读者宽容，马沙多却让可爱回忆与奴役暴力同时存在。所谓天真属于有权不理解后果的人。

八、学校与科英布拉：学历怎样给空洞欲望加上体面

布拉斯在巴西受教育，后被送往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学。他取得法律学位，却承认学业并未形成真正思想或职业使命。

欧洲文凭提供身份资本。他能回到里约进入政治和上流社交，而无需证明具体能力。

小说并非反对知识，而是讽刺教育成为阶层装饰：最擅长引用文明观念的人，仍可把奴隶制当作生活家具。

九、玛尔塞拉：爱情为什么被换算成月份和金钱

青年布拉斯迷恋西班牙交际花玛尔塞拉，花费巨款。他用著名的账本式口吻说，她爱了他若干个月和若干孔托斯。

句子把浪漫压缩成价格，显得机智，也把双方关系的经济条件说得异常清楚。布拉斯以为是纯粹激情，家庭则看见财富流失，把他送往欧洲。

多年后他见到因疾病容貌受损的玛尔塞拉，怜悯迅速混入厌恶。他爱的很大部分是自己被美貌选择的形象。

十、欧热妮娅：跛足为何成为布拉斯拒绝爱情的理由

回国后，布拉斯认识美丽、坦率的欧热妮娅。两人互相吸引，但她一条腿跛，家庭地位也不够显赫。他离开，并把选择讲成命运与审美的不合。

欧热妮娅没有请求被拯救。真正残缺的是布拉斯的想象：他无法把妻子与社会展示分开。

叙述者偶尔意识到自己残酷，却用一句优美的反问迅速跳到下一章。短章使逃避在形式上发生——只要翻页，责任似乎就结束。

十一、维吉利娅第一次选择：婚姻是一项政治投资

布拉斯父亲希望他与维吉利娅结婚，并进入政治。她最终选择更有前途的洛博·内维斯，后者成为政治人物。

布拉斯把失败视为爱情受挫，实际这场匹配从头就是阶层联盟。维吉利娅在有限婚姻市场中作出理性选择，她的能动性与制度限制同时存在。

多年后两人重逢并私通，所谓浪漫反抗仍依赖丈夫提供的财富和地位。

十二、通奸：秘密爱情是否真的逃离社会规则

布拉斯与已婚维吉利娅建立长期关系，租用隐秘小屋见面。他们想象爱情在婚姻与名誉之外创造自由空间。

但秘密空间由金钱、仆役和一名贫困女性的合作维持。两人并没有离开社会，只把风险向下转移。

布拉斯享受违禁激情，却不愿承担公开结合的代价。反规范行为不自动等于自由，它也可能是特权者获得额外生活而不放弃原有保护。

十三、普拉西达太太：被浪漫叙事隐藏的劳动

普拉西达太太受雇看守幽会小屋，为两人遮掩。维吉利娅给她金钱，布拉斯把这解释成改善贫困老妇命运。

她的劳动包括撒谎、守门、承受名誉风险并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在他人欲望周围。所谓恩惠先创造依赖，再把报酬描述成慈善。

小说短暂让她的贫困史浮现：从出生起劳动，仍没有安全。这个背景使布拉斯的恋爱不再是私人事件，而是一条阶层供应链。

十四、维吉利娅怀孕与失去：不能公开的未来

维吉利娅一度怀孕，布拉斯幻想孩子可能属于自己。她后来失去胎儿，关系也在政治调动、流言和家庭压力中逐渐结束。

布拉斯哀伤，却也哀悼一个能延伸自我姓名的可能。他对父职的想象仍与名誉和占有相连。

秘密爱情能制造强烈现在，却难以为孩子、照护和公开责任建立未来。

十五、普鲁登西奥：被释放的人为什么鞭打另一个奴隶

成年布拉斯在街上看见已获自由的普鲁登西奥鞭打一名自己购买的奴隶。童年受辱者如今复制主人姿态。

布拉斯把场面解释成普鲁登西奥终于把过去挨的鞭子转移出去，甚至以心理洞察自得。可他几乎不承认自己正是暴力链条的早期施害者。

场景不能被读成“被压迫者得到权力也一样坏”，从而替奴隶制开脱。它揭示制度怎样把支配塑造成可获得的社会身份；个体责任存在，原始结构责任也存在。

十六、科特林：“真正的好人”如何由社会评价制造

布拉斯的妹夫科特林被公认为勤勉顾家、乐善好施。叙述却顺带提到他参与奴隶贸易、对奴隶严酷，也在商业上无情。

布拉斯以赞扬句式列出这些事实，仿佛残酷只是有效经营。章节标题关于“真正的科特林”，逼读者决定社会美德标准究竟保护谁。

一个阶层若从暴力中共同获利，就会把维持暴力所需品质重新命名为责任、秩序和家庭奉献。

十七、洛博·内维斯：迷信与现代政治如何和平共处

维吉利娅丈夫洛博·内维斯追求政治前途，使用自由主义制度语言，同时迷信数字和日期。他曾因任命日期不吉而犹豫。

小说不把现代化写成理性彻底取代旧信念。选举、议会、头衔、家族联盟和迷信共同运行。

这与奴隶制和自由主义并存相呼应：巴西精英可以进口欧洲政治观念，而不让观念触及支撑财富的关系。

十八、金卡斯·博尔巴与“人道主义”：哲学怎样替胜者辩护

布拉斯的旧识金卡斯·博尔巴从贫困流浪恢复财产，并创立荒诞哲学“人道主义”。它把整个人类想象为一个总体，战争中胜者和败者都服务于总体生命。

理论模仿当时科学主义、进步论和体系哲学的宏大口吻，将竞争、掠夺与苦难重新解释为必要过程。

布拉斯被其新奇吸引，因为它使既得利益看起来符合宇宙法则。当哲学能解释一切时，往往也能免除任何具体责任。

十九、政治生涯：一句短裤提案为何比改革更真实

布拉斯进入议会，渴望部长职位，却没有稳定公共计划。他最热心的提案之一涉及缩短军帽或制服细节，试图借小创新留下姓名。

政治成为社会舞台的延伸：重要的不是改变谁的生活，而是发言、头衔和被记住。

他的失败不是清廉理想主义者被体制排斥，而是一个没有事业内容的人未能得到理想荣誉。

二十、恩哈-洛洛：婚姻候选人为何突然被黄热病带走

家人后来为布拉斯安排年轻的恩哈-洛洛，希望他成家。两人关系尚未形成真正亲密，她便死于黄热病。

死亡在小说中不断打断社会计划，提醒财富无法完全控制疾病和偶然。但风险并不平均；流行病同样沿阶层空间传播，只是布拉斯叙述很少停留在公共卫生层面。

他把又一次未完成婚姻纳入个人失败清单，仍以自己为所有死亡的叙事中心。

二十一、短章节：叙述者怎样控制读者呼吸

一百六十章中，有些只有标题或一句话。布拉斯不断催促、嘲笑、猜测读者反应，也会故意中断最需要解释的地方。

短章创造速度和现代感，同时是权力技术。他决定何时靠近受害者、何时离开；读者刚产生不适，机智标题便提供新的刺激。

因此不要只赞美“碎片化创新”。观察篇幅分配：谁得到长篇思想，谁只在一则轶事中受苦？形式就是社会视角的安排。

二十二、空白与标点：书页如何参与叙事

有一章用点线表现布拉斯的谵妄，另有“亚当与夏娃的旧对话”主要由标点组成，让读者自行补出维吉利娅与布拉斯之间未说的话。

空白把读者变成合作者，也让审查、欲望和无法公开的内容进入可见空间。

但补空不是完全自由。标题、上下文和叙述者仍规定可能范围。马沙多让我们体验阅读同时是被引导与自行制造意义。

二十三、直接称呼读者：亲密为何值得怀疑

布拉斯频繁称“亲爱的读者”，预测读者厌烦，争辩章节安排，甚至责怪读者面色严肃。他拆除叙述者隐身的假象。

这种亲密十分迷人，也可能建立共谋。读者若因被聪明叙述者选为同伴而自豪，就容易一起嘲笑欧热妮娅、普拉西达或其他弱者。

最好的回应不是拒绝幽默，而是拒绝把笑声自动当作道德洞察。

二十四、斯特恩式自由形式与巴西现实

布拉斯公开向劳伦斯·斯特恩、泽维尔·德·迈斯特等离题传统致意。跳跃、对话读者和印刷游戏并非凭空出现。

马沙多的成就不是简单模仿欧洲，而是让自由形式承载巴西帝国的特殊矛盾：自由主义话语与奴隶制度、现代消费与家族等级、议会制度与私人恩庇同时存在。

叙述的任性对应精英行动的任性。布拉斯能随意跳章，正如他一生能随意进入和退出他人生活。

二十五、喜剧为什么比控诉更锋利

小说很少让作者站出来宣布布拉斯有罪。它让他以最漂亮的方式自我暴露，让赞美句包含证据，让善意解释与残酷事实并排。

笑声使读者放松，也在笑后留下延迟判断：刚才为什么好笑？我们是否因为受害者没有声音而更容易接受节奏？

讽刺的伦理不在于作者替读者总结，而在于读者能否从叙述者提供的结论中分离出相反证据。

二十六、“负数的章节”：没有留下后代算不算胜利

结尾布拉斯盘点失败：没有膏药、没有名声、没有部长职位、没有婚姻。他先把一生写成一连串没有实现。

最后却宣称自己仍有一项“余额”：没有生育子女，因此没有把人类的悲惨遗产传给任何人。这句话既是黑色哲学，也是输家最后改写计分规则。

他把没有承担父职、没有建立持久关系转化为对后代的恩惠。死者永远拥有最后一句，却不表示最后一句最可信。

二十七、如何判断布拉斯是否忏悔

他承认虚荣、自私和机会主义，但很少表达愿意补偿谁。他的坦率消除了撒谎罪，却没有消除行为后果。

忏悔需要承认受害者独立存在，而布拉斯仍把他们组织成自己回忆录中的角色。他最深的忠诚对象是叙事风格。

小说的高明之处在于让“承认自己不好”不再自动获得道德赦免。自我意识也可以服务自恋。

二十八、实用阅读方法：为叙述者建立两本账

第一遍可按人物线索读：玛尔塞拉、欧热妮娅、维吉利娅、普拉西达、普鲁登西奥、金卡斯·博尔巴。不要被短章催得只记笑点。

第二遍画两栏：左边写布拉斯对自己的解释，右边写场景实际显示的后果。例如“慈善膏药”对应名声欲，“帮助普拉西达”对应购买沉默。

第三遍记录谁能直接说话、谁由布拉斯概括。尤其重读奴隶制场景和“真正的科特林”，观察自由主义道德词怎样与暴力共处。

二十九、今天为什么仍值得读

《布拉斯·库巴斯死后的回忆》非常适合识别现代自我包装。企业把广告欲称为公益，精英把特权称为品味，公众人物用自嘲抢先化解批评，这些机制都能在布拉斯身上找到早期范本。

它也提醒读者，不可靠叙述不只存在于明显说谎者。最危险的叙述者可能提供大量真相、主动承认缺点，并以幽默赢得信任；问题在于他控制哪些真相出现多久。

作品写于奴隶制尚未在巴西废除的年代，却没有把社会批判变成口号。它让统治阶层自己说话，直到其文明语言露出结构裂缝。

结语：死后自由不能代替生前责任

布拉斯从坟墓获得无限叙述自由。他可以跳过年月、嘲笑读者、重新命名失败，也不必面对被他伤害的人反驳。死亡使他成为形式上最自由、伦理上最不受追责的作者。

马沙多没有要求我们憎恨他。相反，他让布拉斯足够有趣，使读者感到共谋的诱惑。真正的阅读考验，是能否在喜爱声音的同时不接受声音的全部判断。

一个人愿意讲出自己的卑劣，当然比完全伪装更接近真相；但若真相只增加故事魅力，没有改变权力分配，它仍可能是特权的最后产品。蛆虫会平等吞噬身体，社会却不会因此自动清算一生的账。

延伸阅读与资料来源

了解 Geoffrey Chen 的更多信息

订阅后即可通过电子邮件收到最新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