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交与通信的对话实录

关于社交与通信的对话实录

Geoff:

我越来越觉得,微信对中国社会关系产生的影响被低估了。问题不只是使用时间太长,而是人们把一种具有社交属性的软件,当成了日常通讯工具。

Vale:

这两种功能确实需要区分。通讯主要是把信息送达,社交平台还会附带展示、点赞、评论、群体可见性和关系评价。它传递的不只是消息,也不断产生关于关系的信号。

Geoff:

亲情关系、朋友关系、同事关系和熟人关系,本来就处在不同的关系图谱中。它们需要的交流条件并不一样。

Vale:

亲情包含共同历史、家庭责任和身份义务,通常不会因为暂时不联系就消失。朋友关系的自愿性更强,可以随着兴趣、距离和生活阶段自然调整。

Geoff:

熟人关系可能更需要点赞这样的低成本信号。它是在告诉对方,我看见了你,我们仍然保持着联系。但是亲人之间没有必要通过这种方式反复确认关系。

Vale:

是的。点赞可以表达亲情,但不应当成为亲情的证明。同一个“没有点赞”,在熟人关系中可能只是没有互动,在亲人关系中却容易被解释为冷淡或者有意见。

Geoff:

有一句歌词的意思很好——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亲人当然也会被想起,只是没有必要总在社交层面表现出来。

Vale:

真正稳定的关系可以安静地存在。它不必一直处在意识和表演的前台,也不会因为一段时间没有公开互动就失去位置。

Geoff:

社交媒体却容易把“没有表现”变成“没有关系”。没有点赞、没有回复、没有在群里说话,都可能被拿来衡量亲疏。

Vale:

这样一来,原本不需要证明的亲情,也开始接受持续展示和反复确认的规则。关系本身没有变得更稳定,围绕关系产生的解释负担却增加了。

Geoff:

我之所以想到这个问题,也与我在澳洲的观察有关。很多人仍然使用社交媒体,但亲人之间的重要交流并不一定在社交平台的公开信息流中进行。

Vale:

这不代表澳洲家庭的联系更少,而是私人通信和社交展示在一定程度上被分开了。电话、短信、私人聊天和小型群组更适合承载亲密关系。

Geoff:

Facebook 后来把 Messenger 独立出来,客观上也形成了这种分工。Facebook偏向公开分享,Messenger则偏向直接通信。

Vale:

这个产品结构上的判断是成立的。不过不能确定 Facebook 是因为发现亲人关系受到伤害才开发 Messenger。官方当时强调的是,通信是一个独立的使用场景,需要更快速和稳定的产品。Messenger在2011年成为独立应用。

Geoff:

无论最初动机是什么,它至少承认了公共社交和私人通信不是同一种活动。亲人仍然可以在Facebook上分享照片,但日常谈话不必经过公开信息流来完成。

Vale:

对。它并没有让亲人关系完全退出Facebook,而是让直接通信获得了相对独立的空间。这道边界虽然不彻底,却有实际意义。

Geoff:

中国的发展方向似乎正好相反。原来已经存在的电话、短信、电子邮件和其他通讯工具,反而逐渐受到微信挤压。

Vale:

微信先用方便、低成本的即时通信进入日常生活,后来又加入朋友圈、群聊、公众号、支付、工作联系和公共服务。它最终不只是通信软件,也成为很难退出的社会入口。

Geoff:

短信和电话功能简单,却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优点。它们主要负责通讯,不会自动附带朋友圈是否开放、给谁点赞以及参加了哪些群等关系信号。

Vale:

微信挤压这些工具以后,改变的不只是通讯方式,也改变了通讯发生的条件。家庭、朋友和工作联系被集中到同一个账号,网络效应越强,个人越难选择其他方式。

Geoff:

所以这不能简单归结为用户过度使用社交媒体。更深的问题是,一个社交平台逐渐占据了日常通讯基础设施,并把自身的互动规则带进不同类型的关系。

Vale:

这个表述比较准确。便利是真实的,边界被削弱也是真实的。问题不在于否定微信的功能,而在于看见不同关系被同一种机制处理以后产生的长期后果。

Geoff:

这种影响在工作场合也很明显。中国一些单位和商业活动不太习惯用电子邮件或者业务系统留下完整记录,反而把微信作为正式工作交流工具。

Vale:

电子邮件的价值不只是形式正规。它有主题、收件人、时间顺序和相对完整的正文,可以把背景、问题、决定、附件和责任人放在同一个交流单元中。

Geoff:

微信聊天则以即时回应为中心。同一件事可能被拆成十几条短消息,中间又混入语音、图片和其他话题。最后作出了什么决定,往往分散在很长的聊天记录里。

Vale:

微信记录并非完全不能作为证据,但它的上下文、完整性、身份确认和长期保存,通常比正规邮件和业务系统更难保证。交流看似留下了文字,结构上却仍然接近口头沟通。

Geoff:

可以说,微信化不完全等于办公电子化,很多时候只是把口头办公数字化了。信息虽然存在,却没有形成稳定的工作知识。

Vale:

而且正式业务记录常常保存在员工的私人账号中。人员离职、设备更换或者记录丢失以后,组织也可能失去部分工作过程。组织记忆因此被分散甚至私人化了。

Geoff:

即时聊天当然可以用于简单协调。真正的问题不是工作中能不能聊天,而是聊天是否取代了正式记录。

Vale:

比较合理的分工是,用即时通讯处理临时协调,把需求、决定、审批、版本和责任放回邮件、工单、项目管理或者文档系统。聊天适合补充正式系统,不适合完全替代它们。

Geoff:

从亲情到工作,背后其实是同一个问题。不同关系本来需要不同的距离、程序和表达方式,现在却被压缩到同一种对话形式中。

Vale:

心理学和社会网络研究中确实有相应的理论。学术上可以把人的关系理解为多层网络,而不是一张扁平的通讯录。每一层都有不同的角色期待、交换规则和行为规范。

Geoff:

关系类别和亲疏程度似乎还不是同一回事。亲人未必亲密,朋友可能比亲人更接近,同事也可能慢慢变成朋友。

Vale:

对,这是两个不同维度。不同关系图谱之间存在边界,也会重叠和转化。一个人可能同时是同事和朋友,也可能在血缘上很近,在实际生活中却处于关系外层。

Geoff:

心理学如何解释我们面对不同关系时,会自然进入不同的交流方式?

Vale:

Mark Baldwin提出的“关系图式”理论很接近这个问题。人会把反复出现的互动内化为认知结构,其中包括在这种关系中“我是谁”“对方是谁”以及双方通常怎样互动。

Geoff:

也就是说,面对父母、朋友、上司和普通熟人时,不只是语言不同,连自我状态、行为预期以及对同一件事的解释都会改变。

Vale:

正是如此。同一句话由朋友说出,可能被理解为玩笑;由上司说出,则可能被理解为要求。关系不是信息之外的附加背景,它本身参与决定信息的意义。

Geoff:

有没有一种理论可以进一步说明,不同关系分别按照什么规则运行?

Vale:

Alan Fiske的“关系模型理论”提出了四种基本模式,包括共同体共享、权威排序、平等互惠和比例交换。实际关系通常由几种模式组合而成,而不是只属于其中一种。

Geoff:

亲情更多包含共同体共享,也可能带有长幼秩序。朋友关系更接近共同体共享和平等互惠,工作关系则更多受到权威、责任和交换规则约束。

Vale:

可以这样理解,但不能把它固定化。同一个家庭既有照顾和共享,也可能有明确的权威结构;同事之间既有制度责任,也可能发展出私人友情。冲突常常来自双方对关系规则的理解不一致。

Geoff:

“社会护航模型”是不是从关系远近的角度来描述这种结构?

Vale:

是的。这个模型把重要关系放进几个同心圆。最内层是很难想象会从生命中消失的人,外层则是重要但相对外围的关系。不同的人会随时间在这些圈层之间移动。

Geoff:

熟人通常处在外围,但这并不等于熟人关系没有价值。

Vale:

Granovetter关于强关系和弱关系的研究正好说明这一点。亲人和密友通常提供情感支持,熟人这样的弱关系则更容易连接到原有生活圈之外的信息、机会和社会网络。

Geoff:

中国社会的人情关系似乎还增加了另一层复杂性。朋友、同事和熟人之间,经常既有情感,也有现实功能和回报预期。

Vale:

黄光国把中国社会关系区分为情感性关系、混合性关系和工具性关系。家庭主要属于情感性关系;朋友、同事和熟人经常属于混合性关系;陌生人之间则更接近工具性关系。

Geoff:

同事关系一旦被私人化为所谓的“关系”,正式制度与人情规则就会同时发生作用。很多事情因此很难只按照工作程序处理。

Vale: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工作沟通进入私人微信以后,问题不只是记录碎片化。职业关系、私人关系、人情往来和面子压力可能被叠加在同一次交流中。

Geoff:

社交媒体把家人、朋友、同事、上司和熟人放进同一个平台,在研究中是不是被称为“情境坍缩”?

Vale:

是的。情境坍缩是指原本分属于不同场景的人、信息和行为规范汇集到同一个交流环境中。私人身份、公共身份和职业身份之间的边界因此变得模糊。

Geoff:

所以它不只是隐私问题。一个人面对家人、朋友和同事,本来可以呈现不同但都真实的一面。平台把这些对象合并以后,人反而不知道应该对谁说话。

Vale:

相关研究发现,情境坍缩会增加负面情绪、面子压力和自我呈现的困难。尤其当私人信息意外进入职业场景时,人会感到尴尬、失控,甚至担心职业后果。

Geoff:

这样看来,微信的问题并不只是功能太多,而是它把多层关系图谱压缩成一张平面的通讯录,再用回复、点赞、群聊和朋友圈可见性处理不同关系。

Vale:

这种压缩不会自动摧毁关系,但会提高误解和边界冲突的概率。不同关系使用同一种信号,并不意味着这个信号在所有关系中具有相同意义。

Geoff:

亲情需要的是不必反复证明的稳定性,友情需要自愿和平等,同事关系需要程序和责任,熟人关系则更适合低成本的社交确认。

Vale:

因此,更合理的方向不是拒绝数字通信,而是重新建立边界。私人通信、公共表达和正式工作可以互相连接,但不应该完全依赖同一个账号、同一种记录方式和同一套关系规则。

Geoff:

微信提高了联系效率,也暴露出一个更一般的问题——技术可以迅速合并功能,却未必理解不同社会关系为什么需要保持差异。

Vale:

而真正需要重新建立的,正是这些差异。只有保留不同关系各自的交流条件,便利才不会以关系边界、工作程序和个人生活空间为代价。

参考研究

Mark W. Baldwin, “Relational Schemas and the Processing of Social Information,”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92.
https://doi.org/10.1037/0033-2909.112.3.461

Alan P. Fiske, “The Four Elementary Forms of Sociality: Framework for a Unified Theory of Social Relations,” Psychological Review, 1992.
https://eric.ed.gov/?id=EJ495704

Toni C. Antonucci, Kristine J. Ajrouch and Kira S. Birditt, “The Convoy Model: Explaining Social Relations From a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The Gerontologist, 2014.
https://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3894851/

Mark S. Granovetter,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3.
https://www.jstor.org/stable/2776392

Kwang-kuo Hwang, “Face and Favor: The Chinese Power Gam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7.
https://doi.org/10.1086/228588

Jennifer M. I. Loh and Michael James Walsh, “Social Media Context Collapse: The Consequential Differences Between Context Collusion Versus Context Collision,” Social Media + Society, 2021.
https://doi.org/10.1177/20563051211041646


了解 Geoffrey Chen 的更多信息

订阅后即可通过电子邮件收到最新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