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法律由合法程序制定，并不自动证明它在道德上公正。1963年，马丁·路德·金在《伯明翰狱中书简》中区分正义与不正义的法律，认为种族隔离法规损害人的人格与平等，因此人不仅可以、甚至有责任反抗。他同时强调公开、非暴力地违反法律，并愿意承担刑罚，以唤起社会对不义的注意。
当代哲学对“公民不服从”的常见理解也保留这些限制：它通常是出于良知、公开而非暴力的违法，目标是改变法律或政府政策。这里的要点不是“只要我认为不公平，就可以不守法”。共同规则让陌生人能够协调行动；若个人偏好都足以解除义务，法律秩序本身便失去可预期性。反过来，把依法制定当作不可质疑的道德理由，又会让制度性不义借程序保护自己。
我的判断是，法律效力与道德服从义务必须分开。反抗是否正当，要看不义是否严重、正常救济是否真实可用、违法是否针对问题本身，以及手段会给他人带来什么风险。比如公开违反种族隔离规定，是揭示并挑战被抗议的不义；偷偷逃避一项自己不喜欢的普遍费用，却让别人承担成本，不能仅靠“我不同意”变成公民不服从。
因此，不公正法律未必拥有完整的道德服从权利，但不服从也不是退出共同责任。它应当把理由带入公共判断，并让行动本身接受同样严格的检验。
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civil-disobedience/
https://kinginstitute.stanford.edu/letter-birmingham-j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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