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1月，英伟达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致员工的邮件中承认对妻子不忠，并向家人及同事道歉。与此同时，英伟达董事会宣布就相关报道涉及的外国情报活动风险展开独立调查。婚外关系本身已有当事人的公开承认，但有关国家安全的指控、具体事实与责任，仍应等待调查，不能混为一谈。
我本人对名人的私生活和八卦新闻没有多少兴趣。不过，黄仁勋所处的行业位置，以及这一事件引出的制度问题，使它超出了普通娱乐新闻的范围。有关美国国家安全、企业保密责任以及安全许可和申报义务等问题，我准备另写一篇文章讨论。本文只借此提出一个更普遍的问题：人类对稳定婚姻的期待，与男女在伴侣选择和性行为上的生物学倾向，究竟是什么关系？
从生物学上看，男女在生殖成本上确实存在重要的不对称。女性的妊娠、分娩和哺乳通常意味着更高的最低生理投入；男性的最低生殖投入则相对较低。由此，进化心理学提出，在某些环境下，男性可能通过增加伴侣数量获得更高的潜在繁殖收益，而女性在选择伴侣时可能更重视长期投入与可靠性。这是一种关于演化选择压力的理论解释，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在有意识地追求繁殖，更不能直接推导出现代人的实际行为。
相关研究确实观察到某些稳定的平均差异。Buss和Schmitt在1993年提出的性策略理论认为，男女都可能采取长期和短期的伴侣策略，但在不同情境下，其动机和权衡可能不同。Schmitt等人在2003年发表的跨文化研究，调查了52个国家和地区的16,288名参与者，发现男性在追求性伴侣多样性的自我报告上总体高于女性。2022年一项汇总211项研究、涉及逾62万人的元分析，也发现男性平均性欲水平较高；考虑回答偏差后，差异有所缩小，但并未消失。
这些结果足以反驳一种过于简单的说法，即男女在这方面不存在值得讨论的生物或心理差异。但它们同样不能证明男性必然寻求婚外关系，更不能把女性描述成天生只愿意与一个人维持关系。性欲强弱、偏好多样性、是否接受短期关系，以及是否违背已经作出的婚姻承诺，是不同的变量。把它们混为一谈，就会从群体统计跳到对个人行为的武断判断。
尤其需要注意，女性卵子数量有限，并不能直接推出女性必然专一。生殖成本的差异可能影响伴侣选择策略，但人类女性同样存在短期关系、转换伴侣及多种关系安排。男性也不只是追求数量：稳定伴侣、共同养育、亲密依恋与长期合作，都可能带来显著的生存和繁殖收益。人类长期形成的亲密关系能力，本身也有生物学基础。把多样性说成男性的自然属性，却把稳定性完全说成后天文明的产物，实际上低估了人类演化策略的复杂性。
由此可以进一步理解一个常被忽略的现象：婚外情并不必然意味着当事人不满意现有婚姻，也不必然意味着他想结束家庭关系。对既有伴侣的依恋、对家庭生活的满意，以及对新伴侣的吸引，心理上可以同时存在。一个人甚至可能希望保留原有家庭，又寻求新的亲密体验。这种并存并不难理解，但它只说明动机可能复杂，不能据此断言稳定婚姻会促使人出轨。
“家庭已经稳定，因此更敢于向外寻找关系”可以作为一种待检验的假说。家庭稳定可能降低某些人的主观风险感，也可能提高另一些人对婚姻的珍惜程度。出轨还涉及机会、人格特征、依恋方式、关系质量、社会规范和对后果的判断。有关依恋与婚外情的系统综述和元分析，发现依恋不安全与婚外情存在统计相关，但这种关联远非决定性的，也不能单独解释具体个案。现有研究不足以支持“家庭越稳定，男性越容易出轨”这样的普遍规律。
同样，不能因为男性平均更偏好性伴侣多样性，就推断男性在一夫一妻制下承受的痛苦一定大于女性。痛苦需要具体衡量。有人因为放弃其他关系机会而感到压抑，也有人因担心背叛、关系不平等、经济依赖或无法离开不满意的婚姻而痛苦。不同人的处境差异可能远远超过男女平均差异。研究能够帮助我们识别某些倾向，却不能替所有人的内心体验排出统一的高低次序。
婚姻制度与生物倾向之间确实可能存在张力，但“自然”与“文明”也不是两个互不相干的世界。婚姻制度在不同社会、历史阶段具有不同形式；它承担了亲子照料、资源合作、继承、社会认可与关系预期等多重功能。与此同时，人类的依恋、嫉妒、合作、照顾子女以及追求新奇的倾向，都可能有演化基础。文明制度并非简单地压制一种单一的自然本能，它还会组织和协调人类本来就并存、甚至彼此冲突的多种倾向。
这里涉及一个更基础的哲学区分：解释一种欲望的来源，并不能直接决定行为是否正当。即使某种冲动具有演化背景，也不意味着实施它就免于责任。反过来，一种行为违反了婚姻承诺，也不意味着我们应当否认它背后的心理机制。事实判断回答“为什么可能发生”，伦理判断回答“已经承诺了什么、行为影响了谁、是否存在欺瞒以及责任如何承担”。两者应当相互参照，却不能彼此替代。
在这个意义上，婚姻的伦理核心并不必然是人永远不会被其他人吸引，而在于双方如何理解、约定和履行关系中的义务。不同关系可以有不同的边界；对于明确约定排他性的婚姻，未经同意的隐瞒与越界会破坏信任。承认人的欲望可能复杂，不等于取消个人的选择能力，也不等于取消承诺的约束力。
从黄仁勋事件回到一般问题，值得研究的并非某个成功男性是否符合某种刻板的“男性本能”，而是人类为何既能建立深厚、持久的亲密关系，又可能持续受到关系之外的吸引。现有证据更支持一种多策略、多动机、受情境影响的解释。生物学帮助我们理解差异的来源，心理学帮助我们理解个体如何行动，婚姻伦理则必须进一步处理同意、信任与责任。把这几个层次分清楚，才能既不把人的行为简单道德化，也不借生物本能把它合理化。
参考资料
Axios，2026年11月8日，黄仁勋致员工邮件及董事会调查报道：https://www.axios.com/2026/11/08/nvidia-ceo-jensen-huang-affair-email-to-company
ABC News / Reuters，2026年11月9日，英伟达独立调查报道：https://www.abc.net.au/news/2026-11-09/nvidia-investigation-into-jensen-huang-chinese-spy-reports/107362376
Buss, D. M., & Schmitt, D. P. (1993). Sexual Strategies Theory. Psychological Review.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8483982/
Schmitt, D. P., et al. (2003). Universal Sex Differences in the Desire for Sexual Varie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12872886/
Frankenbach, J., et al. (2022). Sex Drive: Theoretical Conceptualization and Meta-Analytic Review of Gender Difference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6227317/
The Interplay of Attachment Styles and Marital Infidelity: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8163207/
了解 Geoffrey Chen 的更多信息
订阅后即可通过电子邮件收到最新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