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人人都这样做？”常被当作后果计算：人人插队，队伍就乱了，所以插队是错的。但康德的普遍化检验更严格。他要求人只按自己能愿其成为普遍法则的行动准则行事。检验对象不是孤立动作，而是包含情境、目的和做法的准则。
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中举虚假承诺的例子：一个人缺钱，打算以并不准备履行的还款承诺借钱。若“需要钱时可以作虚假承诺”成为普遍规则，承诺会失去信用，这种做法赖以成功的制度也被自身破坏。问题不只是结果糟糕，而是行动者暗中要求自己享有别人不能共同采用的例外。
不过，这句话不能机械裁决每件事。准则写得过宽，几乎任何行动都可能被禁止；写得过窄，又可塞入姓名和日期逃避检验。人人同时去同一家餐馆会拥挤，但去餐馆本身没有内在矛盾。康德学界对如何表述准则、区分“无法设想”与“无法愿意”仍有争论。
我的判断是，普遍化最能揭露依靠单方面例外的理由：我是否在使用一条自己不肯让别人同样使用的规则？它是有力的一致性检查，却非完整道德算法。伤害、权利、角色义务和环境仍需判断。通过检验并不自动证明整件事正确。
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kant-mo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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