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位小说家多年后说,书中那个反复关窗的人物其实象征“拒绝成长”。读者是否只能接受?这涉及作者意图在解释中的地位。
W. K. Wimsatt 与 Monroe Beardsley 在《意图谬误》中反对把作品价值和意义交给作者在作品之外的意图来裁定:已经公开的作品,应当由其语言和结构接受检验。相反,意图主义者认为,语言行动本来就带着说话者想做什么;完全排除作者目的,可能把讽刺读成赞美,或忽略作品所属的历史惯例。这场争论不是简单地问“要不要听作者”,而是问作者意图具有何种证据地位。
若小说从未把关窗与年龄、变化或恐惧建立联系,作者事后的说明不能像命令一样把这个象征写回书里。但若草稿、时代语境和作品内部反复出现的对照都支持这一方向,说明便能帮助我们发现原先没有注意到的结构。作者也可能记错、改变看法,甚至提出一个文本承受不了的漂亮解释。
我的判断是:作者意图是重要证据,却不是意义的永久所有权。好的解释既不假装作品没有作者,也不把作者的后来一句话当作终审判决;它要说明意图如何在可共同阅读的词句、形式与语境中留下约束。读者可以超出作者自觉想到的范围,但不能因此把任何联想都称为作品本身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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