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层跨越,是一种无奈的逃避

Class mobility as a forced escape

“阶层跨越”这个词听起来很励志,好像是在鼓励一个人通过努力改变命运。但仔细想想,这个词其实很奇怪。它表面上说的是个人奋斗,背后默认的却是一个上下分层的社会结构。人被放在低处,成功被理解为爬到高处。于是很多真正应该讨论的问题,比如社会结构是否合理,普通人的生活是否稳定,中间阶层是否有安全感,底层劳动是否有尊严,都会被转化成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就是你有没有能力往上爬。

这也是“阶层跨越”这个词最隐蔽的地方。它把结构问题包装成个人问题,把社会压力包装成奋斗叙事。一个人如果爬上去了,就被说成是成功;如果爬不上去,就很容易被解释为不够努力、不够聪明、不够抓住机会。这样一来,社会本身反而被免除了追问。大家都盯着个人的上升,却很少再问这个结构为什么会让这么多人非跨越不可。

当然,一个社会不能没有流动性。没有流动性,阶层就会固化,身份就会变成命运,社会也会失去活力。问题不在于人能不能改变自己的位置,而在于一个健康社会不应该把“不断向上跨越”变成全民默认目标。如果大多数人都必须通过跨越才能获得体面生活,那么这说明问题已经不只是个人努力的问题,而是社会结构本身出了问题。

一个比较稳定的社会,应该让大多数人即使不跨越,也能过一种有尊严、有保障、可预期的生活。人可以有野心,可以创业,可以追求更高的成就,但普通生活本身不应该被看成失败。一个护士、一个教师、一个技术工人、一个普通职员,只要认真工作,就应该能够维持基本的安全感,而不是时时刻刻担心自己掉下去,也不是被迫把所有希望都押在孩子的教育、房产、职位和某一次机会之上。

澳洲这种社会当然也有阶层,也有贫富差距,也有房价压力,并不是一个完美社会。但它比较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它至少在制度设计和社会心理上,尽量维持一种橄榄型结构。大多数人不需要成为金字塔尖上的少数人,也可以过一种相对稳定的生活。社会鼓励个人发展,但不至于把所有人都推入一种你死我活的上升竞争之中。它真正重要的地方,不是人人都能跨越到顶层,而是大多数人不跨越也不至于失去尊严。

相比之下,中国社会很擅长谈能力、努力、机会、出人头地,却不太愿意认真面对背后的结构性问题。教育资源、城市户籍、家庭资本、行业分配、社会保障、文化评价体系,这些因素往往比个人努力更深地决定了一个人能走到哪里。可是公共叙事里最容易被反复强调的,仍然是个人奋斗。一个人成功了,就说他抓住了机会;一个人失败了,就说他不够努力。这种说法简单、方便,也很容易让社会免于反省。

中国人对“阶层跨越”的迷恋,也和传统文化有深层关系。儒家文化建立起来的社会从来不是一种扁平结构,而是一种等级结构。它强调名分、长幼、尊卑、上下秩序,同时又通过读书、考试、功名,为少数人提供一条向上流动的道路。所以传统中国社会不是没有流动性,而是流动性被放在等级秩序内部。人不是要取消等级,而是希望自己通过读书、修身、考试、做官,进入更高的位置。

现代社会里的“阶层跨越”,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延续了这种想象。过去是考取功名,现在是考进名校、进入大厂、买房、移民、实现财富自由。词变了,路径变了,但基本结构没有完全改变。人们仍然相信,只要进入更高层级,人生就会更安全、更体面、更有价值。问题是,当这种想象变成全民焦虑时,社会就很难真正稳定下来。因为每个人都在比较,每个人都在排队,每个人都在害怕自己或下一代被甩下去。

所以,“阶层跨越”不是一个单纯励志的词。它其实是一种无奈的逃避。它逃避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就是一个社会为什么不能让大多数人在原本的位置上也活得不错。一个真正成熟的社会,不应该只给少数人提供向上爬的机会,而应该让大多数普通人不必爬到高处,也能拥有稳定生活。跨越可以是个人选择,但不应该成为社会的集体宿命。

如果一个社会总是在赞美“跨越”,也许我们更应该问的不是谁跨越成功了,而是谁被迫必须跨越。因为当普通生活本身失去安全感的时候,所谓阶层跨越就不再只是理想,而是一种被结构逼出来的逃生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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