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长期从事IT工作，最近几年又做了不少AI应用方面的开发。同时，我一直在进行哲学和心理学方面的思考，也持续关注技术变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正因为同时处在技术实践和思想观察这两个位置上，我对当前AI的发展有一种非常直接的感受——它带来的震撼，远远超过了过去大多数技术变革。
现在围绕AI出现的讨论并不只是又一次技术热潮。至少在人类历史上，很少有一种技术像今天的AI这样，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同时对知识、劳动、教育、经济、权力、人的主体性乃至意识本身提出挑战。过去的技术主要延伸人的体力、感官或者计算能力，而AI正在进入过去被认为只属于人的语言、推理、创造和判断领域。它不仅改变我们使用什么工具，也迫使我们重新思考什么是智能、什么是知识、什么是工作，以及人在未来社会中究竟处于什么位置。
AI技术每天都在向前推进，而我们的哲学理解、社会制度和心理准备明显落在后面。人类甚至还没有真正理解这场变化意味着什么，就已经开始把越来越多的工作、判断和社会功能交给AI。技术能力和人类理解之间的这种距离，使AI问题具有了过去许多技术革命不曾有过的紧迫性。
我不会轻易否定马斯克对AI未来的大胆预测。他长期参与电动车、商业航天、人工智能和人形机器人等领域的发展，对技术可能达到什么程度，当然比普通人有更直接的判断。他在网络支付早期参与了重要的商业化，在电动车、可回收火箭和卫星互联网方面也确实推动了产业变革。把他简单当成一个夸夸其谈的人并不公正。
但技术上可能实现什么，与人类社会最终会变成什么，是两个不同的问题。越是了解AI的能力，我越觉得不能把技术进步直接等同于文明进步。AI可以提高智能和生产力，却不会自动解决财富分配、权力集中、人性冲突和社会秩序问题。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斯克最近接受《经济学人》采访时对未来十年的描述，引起了我的注意。他对技术方向的判断可能具有非凡的洞察力，但当他从技术能力进一步推导人类社会的未来时，他原有思维方式中的局限也清楚地显现了出来。
马斯克所描述的2036年
这次访谈由《经济学人》总编辑 Zanny Minton Beddoes 主持，2026年7月20日在得州特斯拉超级工厂录制，7月23日发布。采访并没有停留在技术前景上，主持人还不断追问财富分配、政府责任、战争、政治以及马斯克个人拥有的巨大权力。
马斯克对未来的基本推演非常清楚。他认为，大约五年后，AI的智能可能超过全人类智能的总和；到2036年，AI将远远超过人类，几乎所有事情都能做得比人更好。数字AI负责认知和决策，人形机器人则成为AI作用于物质世界的执行端。当大量机器人能够生产商品、提供服务以后，经济产出将接近无限，普通人不再需要为了生存而工作，货币、税收和储蓄的重要性也会逐渐消失。
他把未来的工作比作今天自己在后院种菜。人们不必靠种菜获得食物，但仍然可以因为兴趣而种一点。将来的工作也是这样，不再是生活所必需，而是一种个人选择。如果大规模失业首先出现，政府可以直接给所有人发钱。只要商品和服务的增长速度超过货币增长速度，社会面对的就不是通货膨胀，而是通货紧缩。
更值得注意的是，他承认AI失控乃至毁灭人类的概率可能达到10%至20%，也认为十年后人类很可能已经不能控制AI。但他的态度已经从过去的警惕转向了某种技术宿命论——这场发展无法阻止，只能尽量减少风险，然后接受它的到来。他提出的现实安全方案，主要是让几家领先的AI公司定期开会，在新模型发布前互相测试，发现重大风险以后再通知政府。这个方案与他自己所描述的风险规模显然并不相称。
马斯克的未来想象也不是突然产生的。他在访谈中明确提到，自己心目中最接近未来社会的作品，是 Iain M. Banks 的《文明》系列。那里是一个由超级AI管理、物质极度丰富、人类几乎不再需要工作的后稀缺社会。他还谈到《星球大战》对自己童年的强烈影响。这说明他的未来观不仅来自工程判断，也受到一个长期形成的科幻叙事框架影响。
从工程系统跨越到人类社会
马斯克在访谈中把经济理解为数字智能和物理智能的结合。AI解决认知问题，机器人解决对物质世界的操作问题。只要智能、能源、芯片和执行机构这些限制因素被逐个突破，生产能力就可能出现数量级的增长。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工程模型，也正是马斯克最擅长的思维方式。在工程系统中，可以确定目标，找出主要限制因素，集中资源突破瓶颈，然后让整个系统进入新的运行状态。马斯克过去许多成功都与这种能力有关。
但社会不是一套只要消除技术瓶颈，就会自动达到目标状态的工程系统。社会中的每一种制度都和权力、利益、合法性、文化心理以及历史惯性连接在一起。改变其中一个条件，其他参与者也会改变自己的行为。技术可以突然跃进，社会对技术的吸收却仍然受到既有制度和利益结构的制约。技术跳跃并不会自动带来平稳而合理的社会跳跃。
生产能力增加，也不等于财富会自动分配。如果机器人、能源、土地、数据和AI系统仍然集中在少数公司和个人手中，首先出现的完全可能不是全民富足，而是劳动收入下降，资本和权力进一步集中。机器能够生产多少是一回事，普通人以什么权利获得产品，是另一回事。马斯克从前一个问题直接跨到了后一个问题，中间几乎没有真正的制度分析。
他提出由财政部门直接向失去工作的人发钱，但这只是一个临时性的技术回答，不是社会转型的路径。由谁决定发多少，机器人的所有权是否改变，AI创造的收益怎样分配，不同国家能否同时进入这种状态，先获得超级AI的国家和公司会不会利用优势控制其他社会，这些才是决定未来秩序的问题。
马斯克在政府效率部门DOGE的经历，恰好暴露了这种工程式社会思维的局限。他在这次访谈中承认自己在政治上有些投入过头了。DOGE最初提出很高的财政削减目标，但后来的独立调查发现，许多节省数字难以核实，一部分被取消的合同实际上并不会产生节省。问题并不是政府不存在浪费，而是公共机构不能仅仅按照企业裁员和削减成本的方式运行。一个表面低效率的项目，可能同时承担公共健康、风险控制、地区稳定和制度连续性等多种功能。
访谈中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马斯克断言USAID项目的突然削减没有造成任何死亡。他把资金中断以后可能发生的问题简单归给私人基金会没有及时接手。我们当然很难精确证明每一例死亡与某一项政策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但《柳叶刀》的模型研究已经预测，如果大规模削减持续，到2030年可能造成超过一千四百万例额外死亡。马斯克可以质疑模型，但直接断言“零死亡”，反映出的不是严谨，而是他习惯把复杂社会后果压缩成一个过于简单的判断。
不过，也不能把马斯克对所有社会和国际问题的判断都简单归入幼稚。他关于乌克兰的立场存在很大争议，但那主要是一种战略和价值判断，不能仅凭立场不同就证明他不了解现实。他在这次访谈中关于中国AI竞争力的分析反而相对具体。他谈到中国在电力、制造、机器人、低算力模型和芯片自主化方面的优势，这些确实是现实约束。真正需要批评的，不是他所有社会判断必然错误，而是他经常把一个高度复杂的问题压缩成少数几个变量，然后过快地给出确定结论。
物质丰富以后，人类仍然会制造差异
马斯克对整个人类经济系统的运行本质并没有真正把握住。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物质匮乏确实是许多痛苦、矛盾和冲突的重要来源，但它从来不是全部原因。即使物质得到充分供应，人性也不会因此自动改善。
人类社会很早就同时存在相对过剩和相对不足。一边有大量剩余，另一边仍然有人无法获得基本生活资源。这说明决定人能否取得资源的，不只是社会生产了多少，还包括资源归谁所有、谁制定分配规则，以及谁拥有进入分配系统的资格。
更重要的是，人类的许多欲望不是独立产生的，而是在比较中形成的。基本生活需要可以得到满足，地位需要却没有固定的满足点。一个人追求的可能不是一栋足够居住的房子，而是一栋比别人更好的房子；不是获得足够的服务，而是获得别人无法获得的服务；不是简单拥有财富，而是通过财富确认自己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
因此，物质生产越丰富，并不必然意味着竞争消失。竞争可能只是转移对象。食物、衣物和普通交通不再稀缺以后，土地、环境、私人空间、注意力、声望、影响力、独特体验、社会关系和决策权仍然可以成为稀缺资源。即使某些资源本来不稀缺，人类也可以通过品牌、等级、会员资格、专属权限、限量制度和身份认证，人为制造新的稀缺。
财富积累也不能只从消费需要解释。一个人拥有的财富超过一生可能消费的数量以后，财富的意义就不再主要是购买商品，而是控制资源、抵御风险、影响他人和决定规则。财富在这个阶段已经转化成权力。马斯克问，如果商品多得消费不完，人为什么还需要钱。但钱从来不只是消费工具，它还是一种对未来资源的索取权，也是一种影响社会运行的能力。
所以，即使AI和机器人真的带来极高的生产力，原有的金字塔结构也可能继续存在，甚至变得更加稳固。处在金字塔顶端的人不会因为社会总产出增加，就自然放弃控制权。他们反而可能通过控制AI、机器人、能源、算力、数据和分配平台，建立新的等级制度。那时的普通人或许不再缺少基本食物，却可能更加缺少自主权、社会作用和参与决定的能力。
当然，把这一切简单归结为一个固定不变的“人性本质”，也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人类具有比较、竞争、嫉妒、支配和地位追求，同时也具有合作、同情、公平感和互惠倾向。金字塔结构不是人类唯一可能的社会结构。更准确的说法是，人性中存在一些持续制造差异和等级的倾向，而制度决定这些倾向被放大、被限制，还是转化成相对温和的竞争。物质丰富可以减少绝对贫困以及由生存压力直接造成的冲突，却无法消除相对比较，更不能自动改变权力结构。
从马斯克想到马克思
如果把话题说得远一些，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与马斯克描述的未来文明确实有某种相似之处。
他们设想的基本结构都是，生产力充分发展以后，物质匮乏逐渐消失，强制性劳动不再必要，货币和传统分配制度失去意义，人类由此进入一个更自由、更平等的文明阶段。马克思把希望寄托在生产资料公有和阶级消失上，马斯克则把希望寄托在超级AI和人形机器人上。实现机制不同，但他们都相信生产能力的根本突破会带来社会关系的根本改变。
两者都试图找到人类社会矛盾背后的基础条件。马克思主要把它归结为生产资料所有制和阶级关系，马斯克主要把它归结为智能、劳动和物质供给不足。然后他们都倾向于相信，只要改变这个基础条件，建立在它之上的许多社会矛盾也会随之消失。
但人类社会并不是一个只要更换底层结构，上层问题就会自动消失的系统。私有制可以被取消，权力欲不会因此消失；商品可以无限生产，地位竞争也不会因此停止；劳动不再是生存需要，人仍然会争夺身份、声望、控制权和对他人的支配能力。旧的阶级可以被打破，掌握组织、信息和分配权的人又会形成新的阶层。历史上的共产主义实践没有通往原来设想的无阶级社会，反而形成了掌握政治、组织和分配权力的新金字塔。
不过，说马克思完全忽略了社会复杂性和分配问题并不准确。恰恰相反，马克思比马斯克更清楚地看到，生产增长不会自动带来公平，关键在于生产资料归谁所有。我们对马斯克的批评——生产能力增加不等于普通人自动获得产品，机器人和AI的所有权才是核心——本身就包含了相当强的马克思主义分析。
马克思真正低估的，是人类心理中某些比阶级关系更加持久的机制。他认为人的本质主要由社会关系塑造，因此改变生产关系以后，人本身也会随之改变。这高估了人性的可塑性，低估了地位竞争、群体对立、权力追求、嫉妒和自我扩张这些倾向的稳定性。他也没有提供一种足够可靠的制度机制，去阻止代表集体进行分配的人把公共权力转化成自己的权力。
马斯克的问题则更加直接。他甚至没有充分进入所有权和政治权力这一层。他从机器人可以大量生产，直接跳到所有人都可以获得一切，仿佛生产和分配之间不存在制度，制度背后也不存在利益集团。
马克思试图通过消灭私有制来消灭阶级，结果可能把经济权力进一步集中成政治权力；马斯克试图通过消灭物质匮乏来消灭社会矛盾，却可能让掌握AI和机器人系统的人拥有前所未有的控制能力。一个相信改变所有制可以改造人，另一个相信无限生产可以绕过人性，但他们都低估了人类制造等级、积累权力和重新定义稀缺的能力。
真正困难的从来不只是生产更多
马斯克的错误不在于想象了一个绝对不可能的未来，而在于把可能出现的技术能力，当成了会自然形成的社会秩序。AI的智能可能超过人类，机器人的生产能力也可能大幅降低许多商品和服务的成本。这些技术方向都不能轻易否定。
但生产力并不等于分配，智能并不等于合法性，物质丰富也不等于平等。技术能够减少贫困，却不能自动消除人类的比较、竞争、嫉妒、结盟、排斥和权力追求。旧的稀缺消失以后，人类仍会创造新的稀缺；旧的阶层被打破以后，权力仍会寻找新的结构重新聚集。
马斯克的非凡之处，是他经常能够比别人更早看到技术上可以实现什么。他的局限则是，他常常以为人类社会也会像工程系统一样，在主要障碍被突破以后，自然运行到他所设想的终点。
真正困难的问题，从来不只是怎样生产更多，而是怎样在承认人不会被技术彻底改造的前提下，建立能够限制权力、缓和竞争、保障分配并不断修正自身的社会制度。AI能否创造极大丰富的物质世界，是一个技术问题；人类能否在这个世界中仍然保有尊严、自由和相对公平，则是另一个远远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
资料链接
《经济学人》完整访谈视频
访谈文字记录
https://singjupost.com/full-transcript-zanny-minton-beddoes-interviews-elon-musk/
路透社对DOGE运行一百天的调查
https://www.reuters.com/world/us/100-days-doge-lots-chaos-not-so-much-efficiency-2025-04-24/
美联社对DOGE合同削减的核查
https://apnews.com/article/a65976a725412934ad686389889db0df
《柳叶刀》关于USAID削减后果的研究
https://www.thelancet.com/article/S0140-6736%2825%2901186-9/fulltext
了解 Geoffrey Chen 的更多信息
订阅后即可通过电子邮件收到最新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