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时代,哪些工作不能被委托?

《AI进入工作之后》· 第一季“从回答问题到参与工作”· 第十二篇

设想一家机构面对一项困难决定。预算不足,它必须在几个项目之间取舍。AI可以读取历史数据,预测不同方案的效果,列出受影响人群,模拟成本,甚至根据公开政策给出推荐排序。

如果模型分析得比任何个人都全面,管理者是否只需要接受排名?

答案仍然是否定的。不是因为AI一定算错,也不是因为人类直觉天然高贵,而是这项决定包含一个计算无法自行取得的地位:有人必须说明为什么采用这些目标、为什么接受这种风险、为什么让某些人承担损失,并在结果不如预期时负责修正。

AI可以参与形成决定,却不能仅凭能力获得决定权。能力回答“能够怎样做”,授权回答“谁有权这样做”,责任回答“谁承担这样做的后果”。三者不能合并成一个模型分数。

因此,所谓“不能委托的工作”不是一张永远固定的职业清单。许多今天必须由人完成的技术步骤,未来可能被可靠自动化。真正不能整体移交的,是那些使一项行动成为组织或个人承诺的工作。

不能委托,不等于不能使用AI

医生不能把最终诊疗责任简单交给模型,不代表AI不能帮助分析影像、整理病史或发现药物冲突。法官不能让风险评分自动决定自由,不代表统计工具不能提供相关信息。作者不能把准确性和原创性责任交给生成系统,不代表AI不能参与检索、起草和编辑。

必须区分三种关系:

  • 辅助:AI提供材料、分析或候选方案;
  • 程序委托:AI在明确规则和权限内完成步骤;
  • 最终委托:人或组织把决定本身及其理由交给系统。

前两种可以在许多领域扩大。第三种必须受到严格限制,因为AI不能通过一句“建议”自动取得法律、专业或公共权威。

国际医学期刊编辑委员会不把AI工具列为作者,理由不是AI无法生成优秀文字,而是作者资格包含对准确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承担责任。ICMJE:《Use of AI by Authors》

这个例子揭示了一条更普遍的原则:某项工作可以包含大量可自动化贡献,但最终身份往往与责任能力连接,而不是与字数、步骤或计算量连接。

第一类不能整体委托的工作:决定目标

AI可以在给定目标下寻找方案,却不能仅凭计算决定组织应当追求什么。

“最大化客户满意度”听起来清楚,但是否允许牺牲员工休息?“减少医院等待时间”是否可以优先处理容易完成的病例?“提高文章访问量”是否允许夸大标题?目标一旦进入系统,就已经包含价值选择和利益分配。

模型可以帮助揭示目标之间的冲突,模拟不同权重,展示谁得到好处、谁承担成本。它甚至可能比管理者更一致地执行选定标准。但标准为什么正当,不能由“系统认为最佳”循环证明。

决定目标的人必须能够听取受到影响者的意见,说明取舍,并在条件变化时修改目标。目标设定可以得到AI辅助,不能由AI自行授权。

第二类:决定什么风险可以由谁承担

同一个错误概率,在不同场景中意义不同。AI把内部会议摘要写错一句,通常可以重做;把药物剂量、付款对象或法律期限写错,后果可能难以撤回。

所以,是否部署AI不能只看平均准确率。还要判断错误落在谁身上、能否发现、是否可逆、有没有补救,以及受影响者是否有选择。

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的AI风险管理框架要求组织在实际情境中治理、映射、测量和管理风险,并明确领导层、团队和人机配置中的责任。NIST:《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isk Management Framework 1.0》

模型可以估计风险,却不能代表可能受伤害的人同意承担风险。接受风险是一项组织决定,也可能是一项法律和伦理义务。

第三类:对人的权利作出最终处置

当AI参与招聘、信贷、医疗、教育、福利、执法或司法,结果可能改变机会、收入、治疗和自由。

在这些领域,保留人类角色不能只是设置一个批准按钮。真正的监督者需要理解系统能力和限制,获得相关证据,警惕自动化偏见,有权忽略或推翻输出,并能安全停止系统。欧盟《人工智能法》第14条对高风险系统的人类监督正提出了这类要求。EU AI Act:Article 14—Human oversight

为什么这些工作不能完全委托?一方面,模型可能在群体、边缘案例和新情境中失效;另一方面,权利决定需要程序:当事人应知道理由、补充材料、指出错误并寻求复核。

一个概率输出没有能力听取申诉。组织可以用AI整理证据或发现一致性问题,但必须由有资格、有权限并能够解释和纠错的主体作出最终处置。

第四类:给予同意、宽恕与例外

规则能够处理一般情况,现实却不断出现例外。

一名员工没有按时提交材料,系统可以确认逾期;是否因突发照护责任给予延期,需要判断制度目的与具体处境。一名客户违反自动续约条件,系统可以计算费用;是否在误导或困难情形下减免,需要有人判断关系、公平和声誉。

AI可以寻找类似案例,提醒一致性风险,并指出例外可能被滥用。但给予例外不只是预测过去的人会怎么做。它是在当前情境下承担“这次应当不同”的理由。

同意也一样。AI可以根据日历推测一个人有空,却不能因此接受邀请;可以根据过去偏好推荐医疗方案,却不能替患者同意治疗。人的沉默、历史行为和模型预测都不自动构成当前授权。

第五类:作出公共承诺

签署合同、发布文章、宣布政策、提交财务报表或向客户承诺,都会把某个主体与结果连接起来。

AI可以起草、分析并检查这些内容,但最后必须有自然人或法律实体明确采用。这个步骤不是形式主义。它告诉其他人:如果内容错误,有一个能够被联系、质疑、要求解释和追究的主体。

澳大利亚政府《负责任使用AI政策》2.0版要求适用机构设置负责官员,并为具体AI用例建立责任、登记、影响评估和培训机制。Australian Government:《Policy for the responsible use of AI in government》

这类制度安排的重点,不是要求负责人亲自完成所有技术工作,而是防止公共机构把AI使用变成无人能够完整解释和负责的分散过程。

第六类:决定何时停止使用AI

组织常认真讨论怎样引入AI,却很少预先决定何时应该暂停或退出。

系统可能在上线时有效,后来因数据、用户行为、模型版本或政策环境改变而不再适合。供应商可以更换模型,知识库会积累错误,员工可能逐渐依赖自动建议而失去复核能力。

决定停止需要承认既有投资可能失败,也可能意味着短期效率下降。AI不能自行承担这种组织成本,因此不能独自决定自己仍值得继续使用。

退出条件应在部署前确定:错误率或投诉达到什么程度必须暂停,哪些事件需要重新评估,谁有权停用,旧记录怎样保存,受影响者怎样获得补救。

能够停止,是监督权真实存在的证明。

哪些工作特别适合委托

强调不可委托的部分,不应把人留在所有机械步骤中。

AI特别适合承担具有以下特征的工作:

  • 目标清楚,完成标准可测试;
  • 输入来源明确,所需上下文可控制;
  • 错误容易发现,结果可以撤回;
  • 任务重复,人工劳动主要是搜索、转换或整理;
  • 权限可以被限制在沙盒、草稿或只读环境;
  • 失败不会立即改变他人的权利和重大利益。

例如,生成候选结构、比较文件版本、提取字段、创建测试、整理公开资料和准备草稿,往往可以较多委托。即使如此,任务进入正式系统前仍需要相称验证。

委托的目标不是坚持人做机器也能可靠完成的步骤,而是把人的注意力保留给目标、例外、权利、承诺和补救。

“人类最终负责”必须变成具体结构

这句话经常正确,却过于空泛。

如果人要最终负责,至少要回答:

  • 哪一个人或机构;
  • 对哪一种结果;
  • 在流程的哪个时点;
  • 能看到哪些证据;
  • 有什么停止和推翻权限;
  • 错误后能提供什么补救。

没有这些条件,责任只是事后归责。一个基层员工面对大量AI结果,没有时间和信息,却被要求点击批准,不能算有效承担。真正责任必须与知识、资源和权力相匹配。

OECD的AI原则把人本价值、公平、透明、安全和问责连接起来,并明确指出开发、部署和运行AI的组织与个人应对系统的适当运行负责。OECD.AI:《Accountability》

这并不意味着一个人需要理解模型所有内部计算。现代组织本来就依靠无人掌握全貌的技术和制度工作。但责任人必须理解足以作出决定的证据、限制和后果,并能够调动系统中的其他专业角色。

人的“剩余”不是一项机器永远学不会的技能

讨论AI与人类工作时,人们常试图寻找一项永远属于人的能力:创造力、同理心、直觉、常识或意识。

这种策略并不稳固。AI可能在某些创造任务上表现很好,也能生成具有同理语气的回答。把人的地位建立在一项机器永远做不到的技能上,会随着技术变化不断后退。

更稳定的区别不在能力比赛,而在承诺位置。

一个系统可以产生建议,却不因此成为授权者;可以预测后果,却不因此成为接受风险的人;可以生成道歉,却不因此成为需要补偿受害者的机构。

人的剩余并不是“机器做完以后剩下的杂务”。它是那一个必须说“我们决定这样做,并愿意为理由和后果负责”的位置。

结论:不能委托的是决定的正当性与后果

本季从一个简单区别开始:AI回答问题,与AI进入工作不是同一件事。随后我们看到,AI需要上下文,第一稿需要作者,记忆需要正式记录,研究需要证据判断,生成需要验证,代码需要系统责任,代理需要控制,多人协作需要共同事实,个人AI需要授权。

这些问题最终汇聚到同一条边界:功能可以被广泛委托,责任不能因为功能委托而消失。

AI可以帮助我们定义问题、发现选择、预测风险、起草内容、执行步骤和检查结果。随着能力提高,可以委托的范围还会扩大。但以下工作不能整体交给AI:决定目标、接受风险、处置权利、给予例外、作出公共承诺、承担补救,以及决定何时停止系统。

因此,第一季可以用一句话收束:

AI能够承担越来越多的工作步骤;人和组织仍必须保留对目标、授权、正式采用和后果的最终承诺。

这不是为了在人类与AI之间划出不可改变的能力边界,而是为了让委托本身保持正当。只有当有人能够解释为什么委托、检查委托结果并纠正委托造成的伤害,AI的能力才真正进入工作,而不是让工作进入无人负责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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