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模型中的未来人，是事实、假设还是政治主体？

Geoffrey Chen

研究与版本说明 本文属于《未来没有代表》第 0.1 版研究稿。它讨论气候情景怎样把未来人口带入当前决策，不作新的气候预测。IPCC 第六次评估周期资料核查至 2026 年 8 月；第七次评估仍在进行，本文后续版本需随新评估修订。

《未来没有代表》· 第 9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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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模型不会在计算中发现某个 2090 年出生的人。物理气候模型根据排放或浓度路径，模拟温度、降水、海平面等系统变化；影响模型再把这些结果与人口、土地、基础设施和脆弱性假设结合，估计暴露和损失。表格里的“未来人口”是一组有条件的模型变量，不是未来人的证词。

这不表示模型只是政治想象。大气物理、观测、历史气候和模型检验提供了强经验约束。IPCC 第六次评估明确指出人类影响已经使大气、海洋和陆地变暖，并在不同排放情景下给出可能气候未来。未来结果取决于尚未发生的人类行动，所以情景不是预测。它回答的是“如果排放和社会条件如此发展，物理与社会后果大概怎样”。

政治判断在其他位置进入。研究者和政府选择展示哪些情景、怎样估计人口与经济、如何给死亡、迁移、文化损失和生态系统赋权重。全球平均温度可以较好比较，却会遮蔽地区和群体差异。一个富裕适应假设可能降低模型损失，同时把尚未建立的制度能力预先送给未来。

从全球投射走向地方政策时，还必须说明尺度转换，不能把更细的数字误当成更确定的地方知识。

模型中的未来人也不是政治主体。他们不能拒绝假设、纠正数据或表达风险偏好。模型能揭示某类未来生活受到怎样影响，却不能授权今天的决策者代表那些人选择一切。政策必须把模型输出与权利、分配、当地知识和可逆性判断结合。

本文的判断是，气候模型为未来利益提供条件性的可见度，不提供未来人的同意。负责任的使用应公布情景与价值假设，比较多条路径，展示群体和地区差异，并在关键不确定性下保留安全余量。不能因为模型不等于未来事实而忽略它，也不能因为模型数字精确便把政治责任交给它。

一、一张 2100 年损失地图究竟画了什么

气候风险地图可能显示 2100 年某地区暴露于极端高温、洪水或海平面上升的人数。颜色清楚，人口以百万计，读者容易把它理解为未来实况的照片。实际生成过程包含多层条件。

首先需要一个温室气体排放或浓度路径。地球系统模型模拟这一强迫下的气候响应，并产生温度、降水、海洋和极端事件等变量。区域化方法把全球输出转成较细空间信息。影响评估再叠加未来人口分布、建筑、土地利用、健康关系与适应能力，最后得到暴露或损失。

每一层回答不同问题。物理模型估计气候系统在条件下怎样变化；人口与经济情景描述可能社会；损害函数把气候变量与后果关联；政策评价再决定哪些后果最重要。把最后地图统称为“科学说 2100 年会怎样”，会隐藏其条件结构。

但分层也不能成为否定科学的手段。某些关系受到强证据约束。例如累积二氧化碳排放与全球变暖的关系并非任意故事。模型间存在范围，范围不表示所有结果同等可能，也不使观察到的人类影响消失。

二、事实、投射和情景需要分开

IPCC Working Group I 的第六次评估摘要把人类影响已经使大气、海洋和陆地变暖表述为明确结论。这属于对已经发生变化的评估，依据观测、理论和归因研究。

未来温度则以条件性投射表达。IPCC 采用 SSP1-1.9、SSP2-4.5、SSP5-8.5 等说明性情景，展示不同温室气体路径下的可能结果。AR6 综合报告给出 2081–2100 年平均增温在非常低排放情景中的最佳估计约 1.4°C，在中间情景约 2.7°C，在非常高情景约 4.4°C，并同时给出不确定性范围。

这些数值不是同一时刻会发生的三个互相竞争天气预报。未来排放由政策、技术、经济与行为共同形成。情景在一套内部一致假设下探索结果，不为每条路径自动赋予一个社会发生概率。IPCC 对情景的通行定义强调，它们是未来可能发展的合理描述，不是预测或预报。

投射内部还有物理不确定性。即使排放路径相同，气候敏感度、自然变率和模型结构也产生范围。政策使用者必须知道范围来自情景差异还是物理差异，因为相应行动不同：前者可由减排选择改变，后者更需要韧性和安全余量。

不确定性语言还要保留 IPCC 的校准含义。报告中的 confidence 与 likelihood 不是日常语气上的“科学家有点相信”，而是依证据和一致程度组织判断。媒体和政策文件若只摘取一个上限、下限或最佳估计，可能改变原评估所表达的证据结构。负责任的转述应同时说明条件、时间段和范围。

三、Shared Socioeconomic Pathways 带入了怎样的社会

SSP 不只是排放曲线。它们通过人口、经济、城市化、教育、技术和国际合作等叙事，构造不同社会经济条件。综合评估模型在这些条件中研究能源、土地和减排路径，再把排放提供给气候模型。

因此，模型中的人首先以人口规模、收入、居住地和消费等聚合变量出现。他们没有姓名，也不表达正义观。两个情景可能达到相近全球温度，却以不同土地、技术和分配路径实现，对具体群体的影响也不同。

聚合是大尺度分析的必要条件。全球模型不可能模拟每个家庭，统一变量使研究可以比较路径。问题出现在聚合结果被当作所有人的经验。GDP 平均增长不能说明谁有空调、保险、迁移能力或政治保护。沿海人口数量也不能表达与土地的文化关系。

尺度转换还可能制造边界效应。全国平均降雨趋势与某个流域的洪水并非同一变量，全球温度目标也不能直接决定一栋建筑的设计。模型使用者需要在全球、区域和地方资料之间说明转换方法，否则较细的数字会给人一种并不存在的地方精度。

社会经济假设还可能预先解决模型本应揭示的问题。如果未来收入被设得很高，适应能力可能随之提高，损害占 GDP 比率下降。可是增长是否到达受影响群体、政府是否建设公共适应设施，属于制度问题。把它们作为平滑假设会使未来看起来比实际更有自救能力。

四、未来人何时从变量变成了“价值”

物理模型可以计算热量和海平面，政策模型需要比较人的损害。死亡风险、疾病、劳动损失和房产可被货币化，生态系统和文化地点则较难。折现率进一步决定远期后果在今天的权重。

这一步不是气候科学偷偷变成政治，而是公共决定不可避免地需要价值判断。问题在于判断是否公开。若模型只报告一个“最优碳价”，公众可能看不见其中的人口、增长、损害函数、风险偏好和折现选择。

文章第三篇已经说明，折现率经过百年会极大改变现值。气候模型又增加了分配问题。同样的平均收入损失，对贫困农户和富裕城市家庭意义不同。某些文化与生态损害也不能通过较高未来消费简单补偿。

因此，未来生命不能只作为损害函数中的货币期望。数量模型可以比较规模与时间，却应与非货币指标、权利阈值和地区分析并列。模型越聚合，外部判断越需要恢复被压平的差异。

五、模型能否代表尚未出生的人

模型有一种类似代表的功能：它让目前无法发言的后果进入会议。没有长期投射，百年海平面上升和热风险更容易在短期预算中消失。模型把因果链延伸到决策者看不到的时间。

但它不具备政治代表的几个要素。未来人没有授权模型，不能撤换建模者，也不能说明自己重视什么。模型的准确性可以由科学方法检验，代表关系的正当性则不能由预测性能单独证明。

把模型称为“未来的声音”因而会越界。它更像一套条件性证据：若我们选择某路径，某类人和系统将面对哪些风险。证据可以限制政治者随意否认后果，却不能替社会完成分配和权利判断。

同样，批评模型没有民主授权也不能成为忽略它的理由。桥梁应力计算并非经过选举才获得作用，科学证据在其能力范围内具有认识权威。民主机构要做的是决定证据如何进入行动，并对价值选择负责，而不是投票决定物理规律。

六、为什么要使用多个情景

只展示最乐观路径，可能把尚未实施的政策当成事实；只展示极端高排放路径，则可能让读者误以为它是预测。多个情景可以分离可由行动改变的未来与无法完全消除的物理不确定性。

情景也不应平均成一个中央未来。若把高低路径加权成单一预期，却没有可靠概率，结果会产生虚假精度。规划者可以检查不同路径中共同有效的措施，并为高后果情景设置应变触发点。

低概率高后果不能因不在“最可能”范围便排除。IPCC 明确指出冰盖崩塌、海洋环流突变等低可能结果不能被排除，属于风险评估的一部分。公共安全通常同时考虑概率与后果，而不是只按平均值设计。

情景选择还应随用途变化。短期基础设施需要区域极端和使用寿命资料，全球谈判关心累计排放与公平，社区适应则需当地经验。把一个全球平均图表用于所有问题，会让模型在错误尺度上显得权威。

七、模型之外还需要谁进入决定

受到气候风险的现存社群拥有观察和价值，不只是验证模型的样本。原住民土地知识、农民的季节经验、医疗人员的热病资料和地方维护记录，可以发现模型分辨率没有呈现的关系。它们不取代物理模型，而是改变风险如何被解释和行动。

青年参与也有特殊意义。他们是现存权利主体，将经历更长政策后果，但仍不能代表所有未来人。其参与可以纠正政治年龄结构，不能为政府提供“未来已经同意”的证明。

模型治理需要方法公开、版本记录、可重复性和利益冲突说明。商业风险模型若影响保险和贷款，受影响人还需要知道关键假设，因为同一气候投射进入定价后，会立刻改变今天的住房机会。这时“未来模型”已经产生当前分配后果。

政策决定最终要由可问责机构作出。科学家可以说明情景和证据，不应被迫为政治者的价值选择承担全部责任。政治者也不能说“模型要求我们这样做”来避免解释谁承担成本、为何选择这个安全水平。

八、暂定判断：模型让未来后果可见，却没有让未来人到场

气候模型中的未来人口既不是已经存在的事实，也不是任意虚构。它由人口与社会假设构造，在受物理证据约束的气候投射中承受条件性后果。称其为“政治主体”则不准确，因为模型变量没有权利实践、同意和反驳能力。

这种限定没有削弱模型在代际治理中的价值。当前行动改变累计排放，很多后果持续极久。情景能够揭示我们正在为后来者塑造哪些边界，并比较不同政策路径。没有这种知识，未来的缺席更容易被当前利益利用。

负责任的使用要保留模型的层次。观察事实、物理投射、社会情景、损害估值和规范决定应分别说明。结果要展示范围与地区分配，关键结论接受多情景检验；对不可逆和高后果风险，政策还需设置净现值以外的保护。

未来没有通过模型授权我们。模型只使我们更难声称自己不知道长期后果。这种知识不会自动给出唯一政策，却提高了当前决定者的证明责任：既然某些风险已可预见，选择把它们留给无法参与的人，就必须给出比一张精确图表更完整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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